1938年1月24日凌晨，有人敲響了韓復榘上將的房門。這位第5戰區副司令長官、第3集團軍總司令兼山東省主席，從到開封參加軍事會議被扣押算起，已經失去自由十多天了。轉移到武漢以來，他一直被關在軍委會武昌行營對面的一座小樓上，外面發生了什么，他一概不知。
來者聲稱，軍政部部長何應欽有請。韓復榘隨之邁出房門，走下樓梯。忽然幾聲槍響，韓胸部中彈，倒地身亡。原來，十多天來，軍事委員會一直在對韓復榘進行高等軍法會審，判決結果于前日做出：韓復榘“無故放棄濟南及其應守之要地，致陷軍事上重大損失，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何應欽正是該案的審判長。
韓復榘雄踞山東七年多，又是西北軍系的宿將，這次因避戰被處決，震驚了一些對抗日戰爭抱有幻想的地方實力派。連老長官馮玉祥談起此事，也稱處決韓復榘“對抗戰不利將領予以巨大之警惕，使知政府執法如繩，不能幸免”。包括韓復榘的部將孫桐萱、曹福林在內，各級將領紛紛表態將引以為戒，戮力抗敵。蔣介石此番痛下決心處決韓復榘，取得了預想的效果。
處決將軍：一顆人頭，一段隱情
韓復榘并非抗戰時期第一位被執行軍法的將領。1937年10月2日深夜，晉綏軍將領、第61軍中將軍長李服膺，就因“臨陣脫逃”、放棄天鎮的罪名，在太原大教場刑場被槍決。10月30日，桂軍將領、第171師第513旅少將旅長高仰如，也因在淞滬戰場臨陣脫逃被槍決。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抗日戰爭期間計有27名將軍因觸犯軍法遭到處決。其中，上將職1人、中將職14人、少將職12人。這27名將軍中，包括韓復榘、李服膺在內共有11人因作戰失利、丟失陣地等擅權辱職罪名被追究軍事責任，另外有6人的罪名是“貪污走私”、4人的罪名是“投敵”、“謀反”，其余6人則分屬破壞抗戰、玩忽職守甚至買兇殺人這樣的一般刑事罪。
將軍地位崇高，遭到軍法審判和處決，于明正紀律、振奮人心都有極大影響，但大部分被處決的將軍，至今仍有人為他們鳴冤，有些關于他們被處決的原因的說法，甚至與公開的判決截然不同。
如李服膺死于“臨陣脫逃”，但他在天鎮是完成第2戰區司令長官部所限定的防守時間后才命令部隊撤退的。因此李的部屬忿忿不平，認為這是閻錫山為指揮失利而尋找的替罪羊。據說，親自兼任審判長的閻錫山在槍決李服膺之后，還命令第2戰區政治部編寫了“槍斃李服膺”的話劇。不料在上演時，李部排長倪保田躍上戲臺脫去上衣，大聲喊著“你們看，老子們不抗戰，這身上四處刀槍傷怎么來的？是狗咬的吧？僅我們400團傷亡就是八九百，那是誰打的？”引起在場官兵嘩然，并迫使話劇團當場道歉。閻錫山得知此事后，也就不讓再演這一出戲了。究竟是閻錫山自覺理虧，還是其他原因，不得而知。
不僅死于追究軍事責任的將領如此，死于其他罪名的將軍亦然。1940年8月20日，電雷學校中將教育長歐陽格在重慶被執行槍決，成為抗戰時期唯一一名被槍決的海軍將領。歐陽格本屬蔣介石親信，一手創辦了中央系海軍，與閩系分庭抗禮。1938年6月27日，歐陽格因丟失馬當要塞被撤職逮捕，送軍法執行總監部判決。
如要處分歐陽格，丟失馬當要塞一事已經足夠。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歐陽格在1938年12月被保釋出獄，與家人共度1939年的新年。事情發展到這里，歐陽格離真正獲釋也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可沒曾想到，他卻又被抓回大牢，以“貪污、潛逃”的罪名槍決，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有些明面上的罪名，并不足以說明背后的原因。軍統閩北站少將站長張超于1938年6月18日在福州被槍決。其罪名為“破壞抗戰”，但這只是對外的說法，真正原因卻在于福建地方軍政勢力的內斗。同年11月20日在長沙被槍決的長沙警備司令部少將司令酆悌，罪名是“辱職殃民”，但相關人士皆知酆氏之死，無非是為長沙大火尋找替罪羊。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一些對前途悲觀失望的高級將領選擇“曲線救國”，嚴重影響士氣民心，冀察戰區中將副總司令兼第39集團軍總司令的石友三便是其中之一。他命自己的堂弟、第69軍教導師中將師長石友信作為代表與日軍秘密接觸，不想東窗事發，被部屬新編第8軍軍長高樹勛獲悉情況。高樹勛當即采取行動，于1940年12月1日在濮陽將石友三秘密逮捕處決，堂弟石友信也在四天后被槍決。
石氏兄弟是抗戰期間僅有的2名未經軍法審判就被處決的將軍，不過事后軍法執行總監部還是補發了判決令，并明令公布石氏兄弟“違抗命令，不服調遣，觸犯戰時軍律，業已伏法。所有前任官位，應即剝奪，以伸法紀”。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份命令中，石友三企圖叛國投敵一事只字未提。
1944年的豫湘桂大潰敗發生在盟軍進入戰略反攻，并在歐洲和太平洋戰場屢屢告捷之際，此事不僅讓國軍在國際顏面無存，就連中國軍民的民心和士氣也降到了歷史最低谷。在此情況下，蔣介石一連批示槍決了三名將軍——第4軍中將軍長張德能、第93軍中將軍長陳牧農、第97師少將師長傅維藩以儆效尤，這也是抗戰期間最后一批因作戰不利被執行軍法的將軍，但背后的爭議依舊不絕——張德能之死被認為是為丟長沙背黑鍋；陳牧農則死于分不清據守的到底是全縣縣城還是縣境；傅維藩更被認為是有序組織撤退，但遭到美國顧問指責為潰退而遇難。
軍法審判：一審終審，不得上訴
“班長同全班退則殺班長、排長同全排退則殺排長……師長同全師退則殺師長，軍長亦如此。軍長不退而全軍官兵齊退，以致軍長陣亡，則殺軍長所屬之師長……排長不退而全排官兵齊退，以致排長陣亡，則殺排長所屬之班長；班長不退，全班齊退以致班長陣亡，則殺全班兵卒。”
這段殺氣騰騰的文字，就是大名鼎鼎的“革命軍連坐法”，頒布于北伐戰爭期間。蔣介石、廖仲愷于法條序言中聲稱“這個連坐法一行，就是全軍之中，人人似刀架在頭上，似繩子縛著腳跟，一節一節互相顧瞻，連坐牽扯，誰亦不能脫身”。
連坐法能處理戰場進退，但管理軍隊所要面對的問題卻沒有這么簡單。1927年7月，國民政府頒布《陸海空軍刑法》，為“不遵命令，擅自進退”的擅權罪，“臨陣退卻，率隊投降”的辱職罪，“反抗命令、不聽指揮”的違抗罪等統統設置死刑條款。1930年，頒布《陸海空軍審判法》，規定軍法會審不準旁聽、不得辯護、除少數情形外均為一審終審，不得上訴，死刑亦可缺席審判，以適應軍隊戰時審判之需要。處死韓復榘等違法將領，均以這一程序實施。
抗戰爆發之前，各旅級以上軍事機關均可設置軍法處，以普通、簡易兩種軍法會審，審理校官以下違犯軍法案件。軍事委員會軍法處、軍政部軍法司、海軍部軍法司三個頂層軍法單位，分別辦理針對將官的高等軍法會審。抗戰爆發后，軍事委員會于1937年9月設立軍法執行總監部，統管全國軍隊紀律之維持與軍法執行。該部不僅承辦將官違犯軍法罪行，還可對非軍職人員違犯《戒嚴法》《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等罪行實施軍法審判。
軍法執行總監部在各戰區設置軍法執行監部，同時由憲兵司令監任軍法執行副總監，便于軍法機構調動憲警。但是，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浚上將抱怨，“各戰區軍法權多為長官部所把持，不容本部過問，其用人是否適宜，本部亦無從考核之。”
原因與當時國軍的組織情況一脈相承。“各戰區軍法執行監，編制雖直隸本部，應由本部派員充任，事實上除第七、第八兩戰區外，均系各長官保薦。蓋各戰區長官，不完全服從中央命令者，為數較多。若中央派人前去，非借故拒絕，即事事制肘。”第5戰區軍法執行監唐星因“長官部處處加以干涉，無論何種案件，概須遵長官部命令處置，不能依法裁判”為由堅決辭職，何成浚又感嘆“唐乃李宗仁所保薦，其情形猶如此，倘易以他人，則更不知如何結局矣”。
截至1944年4月，軍法執行總監部共審理軍法案件1350件，審核各地呈報軍法案件32479件。何成浚自詡“奉命總攬軍法，六年于茲，對一切違犯紀律者，素不以嚴刻為主，稍有可原恕之道，無一不輕減其刑”，但是碰到了極重廉恥、痛恨貪污的蔣介石，減刑的申請反而成了催命符。
軍政部軍醫署第一處處長梁任樞及會計科長錢昌期因貪污舞弊，分別被判7年有期徒刑和無期徒刑，送呈蔣介石后，“不料批下，竟令一律槍決”。桂林辦公廳科長黃勛和榮譽軍人管理處副處長秦開明因營私舞弊，分別被判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十年，呈送后“奉委座親批，著一律槍決”（后黃勛經審判長何健及何成浚求情改判無期徒刑）。軍政部兵役署中將署長程澤潤因貪污被判處有期徒刑9年，送到蔣介石處后結果還是槍決。
外界總認為，蔣介石對他心愛的黃埔學生會網開一面。何成浚在日記里寫到“軍校學生犯罪，均由委座令交審訊，本部從未直接檢舉一人，即判罪亦無一不引用最輕條文，且必須呈報委座核示”。
只是核諸史實，蔣對黃埔學生同樣嚴厲。黃埔四期生、第58師少將師長廖齡奇，因第一次長沙會戰中作戰失利，被第9戰區報請革職，被蔣批示“著即槍決可也”。黃埔二期生、貴興師管區少將司令胡啟儒，因貪污及殺人被判處死刑，黃埔師生20多人聯名請求寬恕為無期徒刑，蔣介石批示“此何等事，妄加干涉，置國家法紀于何地，凡列名者，均記過一次示儆”，照殺不誤。事實上在抗日戰爭時期被處決的27名將軍中，有9人是黃埔學生，所占比率達到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