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上海召開了居民用戶水價調整聽證會。作為與會者，我以前也曾參加價格聽證會，并曾旁聽過境外的類似會議。通過比較，可以說上海已初步建立起了較為規范、但仍有待完善的現代聽證會制度。

　　根據國家有關法規，凡屬降低居民水、電、氣、公交等公用事業價格的行為，是不需要召開聽證會的，因為沒有人的利益受損。然而公用事業的價格上漲則涉及千家萬戶的經濟利益，對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影響有很大差別，廣泛聽取意見既完全必要，也是社會進步的標志之一。所以說，聽證會的關鍵問題不是它確有“漲價會”之嫌，而在于聽證會是否發揮出了其應有的積極功能，那就是相關企業、行業的代表，應當對社會各界代表提出的問題給予誠實的解疑釋惑，以及不同意見能否得到充分的表達。

　　就中國法律賦予價格聽證會的使命而言，它無疑很難受到市民、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歡迎，其原因也是國際性的：沒有一種稅收是好稅收，也沒有一種收費是好的收費。人們本能地反對減少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在這個問題上，誰也不能壟斷人們對低收入家庭的關切和同情。但問題在于，誰會愿意并且能夠經營一個持續虧損的企業呢？沒有。那么，要求政府進一步提高對公用事業的財政補貼是個好主意嗎？恐怕未必。市場經濟制度下比較有害的建議之一，就是不斷呼吁政府出錢來掌管更多的事情，殊不知，政府拿出更多的錢，一定意味著政府要向民間取更多的稅，而目前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實際取稅力度已經不小了。

　　從根本上說，“盡可能市場，萬不得已政府”，是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真正好的原則，政府出手的必要性僅在于確保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平等。上海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國算是比較高的，但上海的生活成本也比較高。雖然此次居民生活用水價格整體的上調幅度不高，但對于早年退休、低收入的家庭來說，這筆開支仍將構成一定的生活成本。

　　對此，市民政局的代表表示，上海將自動調整低保線。人們需要認識到，公用產品的補虧性提價與政府多征稅相比，是更節約交易成本的一種做法。而階梯式水價也不是等額的多消費多付費，而是多消費需要支付更高額的水費，屬于累進付費。概而言之，在確保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平不至于因價格上調而受到影響的前提下，盡可能讓價格反映潔凈水資源的稀缺程度，才有利于節約用水。當然，上調水價的大前提是供排水企業真虧損而非假裝虧損，所以才需要召開聽證會。

　　中國的聽證會制度已經走過了不平凡的發展之路。僅在數十年前，聽證會的參加者還只能看到一些相關企業信息量微不足道、真實性可疑的成本數據，如今，已可獲得由第三方機構提供的相對豐富、具有一定連續可比性的企業成本信息；過去，聽證代表的遴選過程模糊不清，如今，每位聽證代表的產生過程都公開透明；過去，一些聽證代表的發言畏首畏尾，如今，代表們能暢所欲言，表達不同意見；以往聽證會上曾出現過的因所提問題過于寬泛和抽象而無人應答的場面，在這次聽證會上已不復存在了。

　　另外一個積極的跡象表現為，以往的聽證會常出現“一家對萬家”的質詢格局，如今也因相關行業協會更專業的回答而得到較好的矯正，而且沒有出現過粗暴打斷別人發言和試圖將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的情況。從上海這次聽證會上的組織和具體過程看，它正顯示著向國際水準的接近。

　　所謂“負責任”，其本意是指特定的議題經得起廣泛和有質量的質詢，聽證會正是做這件事情的專門制度平臺。相應地，聽證會制度從來不能保證對每個問題的解答能令每個人都滿意。聽證會是一個好制度，好就好在它能為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提供一種信息溝通渠道，但聽證會制度本身不是決策機制。具體到公用事業價格調整的議題上，更加健全的聽證會制度將會迫使企業為其成本的合理性做更充分的解釋、更合理的辯護，使其經營成本更加公開透明，減少“不明真相”的事情發生。

　　在本次上海居民水價調整聽證會和預備會上，上海的價格主管部門恰當地扮演了裁判者的角色，只要求相關企業和行業代表答復聽證代表的質詢意見，甚至是很激烈的質詢意見。從理論上說，一個規范、有公信力的聽證會莫不該如此運行。

　　盡管這次上海市居民用水價格調整聽證會是比較規范的，9名消費者代表全部在公證人員的監督下從眾多報名者中產生，包括旁聽者。然而，聽證會既有的形式對于充分發揮其正能量還是存在一些缺憾和限制，主要是，聽證時間設定不夠合理。比如，在6月28日的正式會議上，除去對兩個主要聽證材料的說明用去約40分鐘，規定21位正式聽證代表每人發言5分鐘，這個時間顯然偏緊了。

　　我毫不懷疑，中國的聽證會正在逐步向國際慣例靠攏，令聽證會的形式能更好地為內容服務。在未來，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將經由此類活動不斷得到積累和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