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干預導致人禍不斷，中國足球亟須重大變革——

　　一條中國足球“假新聞”引發的真思考

　　一則來自于某專業足球媒體的消息稱，“本周，中國足協傳來更加震撼的消息：足協將從體育總局中剝離，徹底放權中國足協管理中國足球，實現真正的管辦分離。”在國內足球界引發的震動似乎不遜于國足在合肥的那場恥辱性慘敗。

　　然而，還沒等球迷“消化”這一中國足球的利好消息，中國足協人士就通過新華社“辟謠”：未發布過這一消息，也不知該消息從何而來。

　　一條“假新聞”卻引來了球迷的歡呼，這意味著，中國足球亟須重大變革，而面對球迷的歡呼，體育行政主管部門若再無動于衷，實在令人心寒。

　　足協莫名“分出總局”

　　“真是莫名其妙，有些報紙根本不負責任，沒新聞可寫的時候就瞎寫。”提到“中國足協將從國家體育總局剝離”的消息，一位足協工作人員異常氣憤，“中國足球水平不高，媒體炒作新聞和制造假新聞的水平倒是不低。”

　　卡馬喬下課、國家隊重組、國家隊管理人員或將調崗，“合肥慘敗”引發的一系列后果，讓掃黑之后的中國足協再次承受了巨大壓力，而“中國足協要從總局系統剝離”的新聞，更像是問責國足的結尾高潮。

　　這條新聞對“剝離”時限的預測，是“如果有上級領導推動，估計不出一年就能夠落實”——“去行政化”的改革措施卻還需要上級領導的行政支持，看似無厘頭的邏輯卻是中國足球黑色幽默的真實寫照。

　　事實上，“小中心、大協會”的改革意圖成型于2011年秋天，在約請總局相關部門人士幾番探討后，時任足協副主席韋迪在一次足協辦公會上拿出方案：足管中心與中國足協徹底分家，足管中心只設辦公室、政策研究室和外事辦公室3個部門，“徹底放權”，只負責服務和監管，人員由正式在編的總局工作人員(公務員)組成，而中國足協則設秘書處以及10余個專業委員會。其中，男足國家隊單獨成立分支機構，人員方面則可以公開向社會招聘。

　　這份意義上最接近于“管辦分離”的方案，在足協中層干部中引發軒然大波，不少人開始盤算是留在“小中心”還是投身“大協會”：小中心15人足矣，大協會可以保留足管中心“老人兒”的事業編制，但新聘任的協會人員需要與協會委派的勞務公司簽訂工作合同。

　　據記者了解，此方案得到分管足球的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蔡振華認可，而“協會人員的平均收入肯定高于中心人員”的薪資體系，也是中國足協“獨立”后的應得待遇：作為獨立法人實體，中國足協薪資體系依效益而定，龐大的球迷群體和足球運動的特殊地位，則是中國足協這一民間行業社團的利益基礎。

　　然而，方案幾易其稿，足管中心和中國足協至今仍是“雙生兄弟”，至于兩年間這項改革方案為何遲遲無法進入落實階段，就連“雙生兄弟”自己也沒有答案。

　　行政干預“人禍不斷”

　　與協會工作人員的“不滿”和“氣憤”相比，球迷對“足協從體育系統剝離”這一“臆測性新聞”的態度卻是歡欣鼓舞——多年來，中國足協漏洞百出的管理水平，早被球迷公認為中國足球發展道路上的最大阻礙，而打著中國足球協會旗號辦事的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也因為不得不遵從“長官意志”而對中國足球實施行政管理，卻屢屢犯下令人匪夷所思的錯誤，這其中也不乏為其上級管理部門國家體育總局背的黑鍋。

　　發生時間最近、涉及金額最大、社會反響最為強烈的“行政干預”事件，當屬請卡馬喬執教國足。

　　據記者了解，當時足管中心中層干部以及基層工作人員，幾乎全部反對用卡馬喬取代高洪波：高洪波縱然能力有限，但花去兩年時間儼然打造出了整體風格的國足，正面臨世界杯預選賽考驗，這時用所謂世界名帥替換高洪波，對球隊的影響可想而知。但足管中心畢竟不敢逆國家體育總局意志行事，匆忙之中簽下卡馬喬，自認為順利完成任務，豈料如今卡馬喬的合同已成定時炸彈，主管領導若能免去行政問責都已是“不幸中的萬幸”。

　　因此，行政干預足球專業事務，危害之大顯而易見，而免受體育系統行政干擾的俱樂部，反而擁有更加自主的空間。

　　“現在中超名氣最大的兩位主教練，一個是里皮，一個是埃里克森。當初我們請里皮來執教，雙方接觸的時間超過一年，里皮確認過來執教時，對恒大的考察也有10個月，所以，他來了以后很快就能融入球隊。”一位廣州恒大俱樂部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俱樂部總經理親自出馬選帥，根本不受任何外界干擾。”

　　事實上，足管中心幾乎每次違反民意的行政操作，均以慘敗收場——閻世鐸時代的“2001年聯賽只升不降、2002年只降不升”，謝亞龍時代的“為保奧運，聯賽暫停、國家隊也要為國奧隊讓路”等荒謬指令，無一不令中國足球加速下滑。

　　“去行政化”大勢所趨

　　記者在采訪過程中發現，絕大多數足球從業人員對于“去行政化”并不“感冒”，他們認為“去行政化”的愿望“過于美好”。

　　“我個人覺得，中國足球這些年始終沒有找到正確的發展道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過早地職業化，職業化沒有問題，但中國足球的職業化是偽職業化，所以在那個時期，匆忙推出一個所謂職業化的甲A聯賽，導致了后來一系列問題的發生。”一位業內專家曾與記者探討過此類問題，“職業化并不等同于市場化，比如說女足，根本不可能推向市場，因為女足在國內沒有市場，如果不是全運會有女足比賽這種明顯的行政支持的話，估計各地方都要取消女足編制了。所以，中國足球不是不需要行政管理，而是需要科學的行政管理，需要有長期規劃、找到正確發展方向的行政管理，不能因為現在行政管理水平差就說要丟開行政管理。”

　　這位業內人士曾陪同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蔡振華進行過足球調研，他認為，可以用女足的例子來解釋行政命令的不可或缺，“美國女足長期穩定在高水平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美國人的觀念就認為足球適合女人，所以美國的女孩子從小學就參加足球隊鍛煉身體。中國人沒有這種觀念，中國的女孩子都學奧數去了，沒有體育鍛煉意識，所以要想發展女足，就只能靠行政命令讓女孩子去踢球，女足拿世界亞軍那批人被稱為‘鏗鏘玫瑰’，就是完全在行政管理體制下練出來的。”

　　不過將“鏗鏘玫瑰”的成就歸功于“行政管理”似有偏頗：世界亞軍的榮譽來自專業時代，當時女足在世界范圍內尚屬新興項目，但隨后將近20年，中國女足仍然完全遵從體育行政管理體制，成績卻只降不升，不但無緣世界杯，就連在亞洲范圍內也跌至二流水平，因此，行政體制對于中國女足的發展也已成為阻礙因素。

　　“黨的十八大提出‘簡政放權’，對于足球來說太適用了，國際足聯章程里早就寫著‘足協應該是民間團體，不能受行政部門指揮’，只不過各國情況不一樣，才沒跟中國足協較真兒。”著名足球評論家王奇告訴記者，“這么多年，足管中心都和中國足協混為一談，事實證明，這種管理方式根本沒法兒幫助中國足球提高水平，所以‘管辦分離’勢在必行。”本報記者 郭劍

　　本報北京7月1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