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77歲的鄒城農村老人王計蘭養老的，不是她外出打工的子女，而是同樣年邁的78歲的黃興梅、80歲的張召娥。

　　鄒城市北齊村這個遠離市區的小山村，像鄒城市其他100多個村莊一樣，從2013年4月開始嘗試這種互助養老，老人告別了世代散居的老屋，住到了村集體的宿舍里，吃“大鍋飯”，互相照顧生活起居。

　　在被抽空的空心村里，鄉村為空巢老人置辦了一個“大家”，互助養老院模式試圖解決空巢老人的生活、孤獨以及養老問題。但他們一天天老去，這些年邁老人之間的互助養老，又能撐多久？

　　80歲的照顧77歲的

　　活了77年，鄒城市香城鎮北齊村村民王計蘭住進養老院時，才第一次用上淋浴。幫她搓背的，不是她的兒女，也不是養老院服務人員，而是同屋的另一位老人——80歲的張召娥。

　　當鄒城市香城鎮北齊村在4月初掛起“互助養老院”牌子時，過慣了平靜生活的老人帶著馬扎，爭相來看看這個村里的“新單位”。后來，一些老人陸續住了進去，引發了全村老人的“騷動”。

　　“只要生活能自理就可以住進來，不要錢，但吃飯自理，沒有服務員照顧，來去自愿。”王計蘭揣摩了好幾天村支書的這番話。她有三個兒子、一個閨女，還有五個孫子、孫女，但現在留在她身邊的只有準備生孩子的三兒媳，想來想去，王計蘭還是遞交了入院申請。

　　“要是我有個頭疼腦熱的找誰去？孩子們都在外地上班，三兒媳婦轉過年生完孩子也走了。”一句“都走了”，王計蘭就把自己所有孩子的情況介紹完了。

　　住進這個互助養老院，王計蘭和78歲的黃興梅、80歲的張召娥分到了一個互助組，住在一間房里。平時除了聽戲、看電視，三位老人就在一起拉呱，“白天在養老院里呆著，晚上也住在這里，沒事再回家看看。”張召娥說。

　　沒怎么經村支書號召，養老院里能容納40多個老人的第一批房間就住滿了。村里雖然也有過“養兒防老，住養老院丟人”的大討論，但村支書說，自己養活自己不丟人。

　　在養老院里，這些以前獨居的老人中，年輕些的被選為管理員，照顧大家的起居飲食。農閑的時候，幾十位老人住在一起，集體生活，輪流做飯，互相照顧；農忙時，再各自回家干活。雖然這是個松散的集體，但日子仿佛又回到了公社“大家庭”。

　　如果遇到誰生病，大家再不用擔心沒人管了。“一個人生病，十個人盯著，院門口就是村衛生站，鄉鎮醫保都聯網了。”大律村互助養老院管理員王長喜說，每個村里能有的“現代化”都集中到養老院周圍了，超市、澡堂、燃氣灶應有盡有。

　　生活和孤獨都解決了

　　村里這種互助養老院建起的背后，是老人逐漸老去的年齡。互助養老，讓空巢老人不再孤獨。

　　在較早嘗試這種互助養老的鄒城望云一村，住進養老院的不只是獨居老人，還有老人家庭。村支書孫善成說，在這個互助養老院里，每位老人一年都能過一次生日，一個月看一次電影、演一次大戲。

　　“每個老人過生日，村里一次拿出400塊錢，買個蛋糕，送瓶紅酒，炒上菜，大家坐一起嘮嘮家常，回憶過去的生活。每個月老人能參加三四次生日宴會，可高興了。”孫善成說。

　　前幾天，大律村聯系民政局，給60多位在這里居住的老兩口拍結婚照。滿玉倫和王長蘭老兩口因為去濟寧看孩子，沒趕上照相，懊惱了好幾天。

　　在鄒城市，有100多個村莊建起了這樣的互助養老院。因為場地是利用閑置的學校、村社興建，用水、用電有政府補貼，每個村的成本并不高，只需要給養老院添置一些桌椅床柜。

　　在獨居老人比例比較大的鄒城農村，每個村支書都為有了互助養老院而高興。“村里獨居老人的生活、看病、孤獨問題，一下子都解決了。”孫善成說。

　　抱著自己4歲的孫女，滿玉倫和王長蘭老兩口說，因為村里沒有寄宿制幼兒園，互助養老院里還住著四個孩子，也算幼兒園。院里的大爺、大娘誰都可以擔任一天幼兒園的“保姆”。

　　隨著村里近三分之一人口往互助養老院集中，村里的衛生站、超市甚至村委都在向養老院集中，一個養老院成了一個村的公共資源，甚至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家里沒人

　　是人命關天的大事”

　　距離鄒城市十幾公里的山區小村北齊村，原有1500多名村民。隨著年輕人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900多名村民里，有370多人是60歲以上的老人，大部分獨居老人的生活只能依靠互助養老。

　　對于農村互助集中養老的模式，有人認為這違背了幾千年中國農村分散居住的老傳統，但現實讓農村選擇了這樣的互助養老。如今，穿過鄒城一個個村莊，訪客很少能夠看到20歲以上、50歲以下的中青年人，靠子女養老送終的傳統，在現實中不得不改變。

　　在鄒城市興辦互助養老院的100多個村莊中，每一位支部書記談及自己村莊這些年發生的變化，似乎都講述著一個相似的故事。

　　“一批批的年輕人離開孩子、老人，遠赴城市打工，再后來，孩子也離開了農村。”孫善成說。

　　在只有電、自來水的家里，每一位獨居老人每天從床上爬起來時，在完成一個農民全部自給自足的生活后，要“忘記”自己已經是一個老人了。

　　在只有120戶、450人的康桃村，60歲以上的老人達到80余人。“村里的常住人口只有不到300人，中老年人占了一半多。”村支書康梅青無奈地說。

　　康梅青和婦聯主任每天的任務之一就是在村里轉上一圈，對這些空巢老人挨家挨戶敲門探望。之所以這樣“巡視”，是因為一件事情讓他觸動很深：村里一位老人的兒女都出去打工了，老人突然發燒，不能動彈，等到村里發現的時候，老人發燒十幾天，奄奄一息。

　　“家里沒人，這可是人命關天的大事啊！”康梅青說，他的手機半夜里從不敢關機，因為總會有老人半夜找他。

　　在康桃村黨支部的對面，村醫務室的大門已經生銹。

　　“原來村衛生服務站就在村委會門口，村醫60多歲，去年得癌癥去世了。以前村里人有個小病還有村醫，現在生病了只能跑兩里路去鄰村看。我現在正愁得慌。”康梅青坦言。

　　實際上，像康桃村這樣的小村莊面臨著更大的生存危機。人都走光了，有的小村已經消失了。

　　“互助也有

　　不行的那天”

　　滿玉倫注意到，村里沒有年輕人喜歡的網吧、臺球室和KTV,老兩口擔心，總有一天，“第三代”孩子們也要離開這里，到縣里上學去，最后村里只剩下一堆“老骨頭”。

　　“如果有一天大家都不行了，最后誰照顧誰呢？”作為養老院里“最年輕”的人，年近60歲的王長喜自問自答，“來到養老院的人不會一天比一天結實，村里如果沒有年輕人，互助也不是長事。”

　　曾有專家將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農村發展設計為四個階段，家庭承包責任制改革、鄉鎮企業發展、小城鎮建設、區域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經過30年發展后，一些農村只完成了四個階段里的第一步。

　　“我們在改革農村生產關系的同時，并沒有配套改革農村的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致使在集體經濟逐漸空殼化的同時，留下了一個公共產品供給的重大制度缺陷。”一位專家表示。

　　在養老與生存之間，大多數家庭的老人選擇犧牲自己，讓孩子外出謀生。

　　然而，子女外出打工并沒有縮小城鄉發展差距，相反，村里的老人看到城里子女的周期卻越來越長。子嗣的生存與發展，大都擺在長輩的親情之前。

　　作為一個60歲的老人，孫善成坦言，自己的兩個孩子也沒能留在村里，既不能“養兒防老”，也不能為村里的發展做貢獻。在勞動力過早被城市“抽空”的農村，農村的養老和整個農村能否繼續生存下去實際成了一個問題。

　　“不把年輕人找回來，互助就后繼無人了。”王長喜說。

　　盤活“空心村”

　　能不能把年輕人從城里喊回來，每一位農村老人都有自己的思念和苦衷。

　　作為村支書，孫善成在回憶過去那個村集體的勞動與互助時，另有一番感慨。

　　“現在這個村莊，其實是一個沒有約束力的集體。現在個人干個人的活，個人打個人的工，個人發個人的財，沒有人再考慮村里的發展了，連家里老人都沒有時間照顧。”孫善成無奈地說，“過去，農民有土地拴著，現在，土地、老人都拴不住年輕人，咱們村里連個像樣的村集體會議都開不起來。”

　　一位大學時專門研究西方農村發展的鄒城市當地民政干部告訴本報記者，現在在一些村里，村集體會議要求30位村民代表出席，實際上，這30個村民代表，一年到頭甚至連春節都無法回家湊到一起，更不用說村里平時有什么“政治生活”了。

　　有專家稱，中國農村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四位一體的社會生態，想要挽救政治、社會、文化以及經濟逐漸“老齡化”的辦法，就是重新盤活村里剩余的全部資源。

　　一些有經濟頭腦的村支書在想，隨著農村人口的減少，農村的各種資源越來越有集中的可能。現有的“養老公社”也許將成為撬動農民工和土地兩個資源的一根“撬棍”。

　　“反過來想，如果我們把他們的后顧之憂解決了，替他們盡孝了，讓老人享福，也算村里給小的們辦了一件實事，這也是拴住他們心的一個好法子。”一位當地民政部門干部說。

　　孫善成書記的想法則更加直接：“有些老人的孩子在外面當領導，當企業家、工頭，可以調動這些人的積極性，給村里搞點投資和贊助，上個項目啊，完全可以，這就是老人身上最大的資源，咱不能浪費了社會資源是不是？”

　　跟孫書記想到一起的還有后瓦村支書王守春。種著大片果園的王守春認為，隨著老人被集中起來供養，他們的農田、宅基地都閑置下來了，這對于村集體而言，正是集中起來搞經濟的一個好機遇。

　　“我也想過，把這些閑置的宅基地、農田統一收回來，統一包出去，搞點果園、綠色蔬菜。”

　　農村問題專家黨國英認為，把農民工的父母供養起來，并不能“挽回”外出農民工的心，反而可能讓他們更無后顧之憂了。不過，通過自愿的方式，讓一些老人手中無力耕種的田地、廢棄的宅基地統一使用起來倒是可以盤活農村經濟，同時也是一種新型的土地養老模式，村集體可以通過收取土地租金，供養村里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