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重慶4月10日電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今年4月1日，全國已有重慶、陜西、上海、山東、深圳、北京、天津等7個省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其中重慶上調至1250元、陜西上調至1280元、上海上調至1820元。此次多地集中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再次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最低工資標準是高是低？該怎么調？不同群體都有著各自的思考。
勞動者：最低工資上調感受各不同
來自重慶市潼南縣的夏友國在主城區(qū)一家機械制造企業(yè)工作，因為自身擁有熟練的焊接技藝，每月的工資收入在3000元到3500元之間，遠高于重慶市的最低工資標準。
“雖然我的收入并未和最低工資標準直接掛鉤，但是以往每次政府上調最低工資標準，老板為了留住熟練工，都得相應給我們漲工錢。”夏友國告訴記者。
記者在上海、重慶、西安等城市的勞務市場走訪發(fā)現，大多數像夏友國一樣的勞動者，期望收入和實際收入都要高于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特別是對于簽訂了勞動合同勞動者來說，最低工資標準的規(guī)定對他們是強有力的保障。
來自河南的劉東作為勞務派遣在上海一家電子廠工作，他每個月基礎收入2800元，一周工作6天，一班工作8小時，工廠包食宿。“一旦最低工資標準上調，我的工資必然會跟著漲。”事實上像劉東一樣的勞務派遣工群體占國內整個職工群體的比例并不低。這些勞務派遣工的底薪不是以最低工資標準作為標準工資，而是在最低工資標準的基礎上上浮一兩百元。因此每當最低工資標準上調時，他們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對于多數勞動者而言，最低工資標準的上漲意味著收入實打實的提高。但是對一些靈活就業(yè)關系的勞動者如實習期的學生的權利保護就比較困難。
小磊(化名)是西南某省中職學校的學生，進校第二年書本都還沒有發(fā)，就被學校要求進電子廠實習。小磊告訴記者，實習期間底薪是1300元，沒有周末，每天工作12小時，每小時的薪酬甚至不到4元。“這樣的工資甚至不到最低工資標準時薪的一半。報酬這么低，而且這一切都沒有商量的余地。”
企業(yè)主：寧愿花更多錢招工不愿工資頻繁上調
采訪中記者發(fā)現，各地企業(yè)要想真正招到工人，大都得給出遠高于最低工資標準的工資水平。但即便如此，多數企業(yè)主表示，寧愿花更多錢招工也不愿最低工資標準頻繁上調。
上海在今年各省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幅度最大，調整后每月1820元的標準依然排在全國第一。但即使是這樣的標準也難以招到工人的。
在上海寶山區(qū)的“春風行動”招聘會上，上海石洞口冶金設備修造有限公司打算招15名焊工、10名車工和10名生產線操作工，焊工、車工月工資在3500元到4000元，比去年年初已有一成以上漲幅，但招工依然不容易。
上海一家從事電子配件生產的公司經理蔣遠林告訴記者，現在上海的制造業(yè)企業(yè)幾乎沒有在最低工資線上下雇傭，基本都得在一倍以上。“看似最低工資沒有任何指導意義，但實際上一旦調整，對企業(yè)影響還是相當大。”蔣遠林說。
“每次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公司的工人就會要求漲薪，為了留住工人，我們的實發(fā)工資基本是跟著最低工資上調的幅度走。”蔣遠林說，“除了工資上漲，社保支出水漲船高也進一步提高企業(yè)的用工成本。對于我們這些原本就不景氣的制造企業(yè)真的是雪上加霜。”
除了對于漲薪預期的影響，由于最低工資與企業(yè)多項其他用工成本直接掛鉤，因此帶來企業(yè)用工成本的上漲往往高于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幅度。
蘇群是重慶一家從事摩托車配件制造企業(yè)的老板。他給記者算了一筆成本賬：雖然今年重慶市最低工資標準只上漲了200元，但是作為企業(yè)來說除了本身工資支出的提高以外，由于職工醫(yī)療期待遇、試用期待遇、失業(yè)保險基數都與最低工資直接掛鉤，用工的人均成本至少增加300元。“所以即使我們得付出遠高于最低工資水平的成本來招人，也不愿政府頻繁大幅上調最低工資標準。”蘇群說。
人社部門：最低工資調整是平衡利益的過程
最低工資標準是保障勞動者最低工資收入的法律制度，是一種適用于全行業(yè)的國家標準。重慶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勞動關系處處長柳東升表示，按照統一要求，各省參考上年度當地人均生活費用、職工個人社保公積金費用、全市平均工資、經濟發(fā)展水平、失業(yè)率、贍養(yǎng)系數等六個指標，綜合確定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這對于保護低收入群體具有重要意義。
陜西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勞動關系處副處長潘俊說，在實際執(zhí)行過程中應該警惕一些企業(yè)只按最低工資標準發(fā)放工資的問題。最低工資標準是“底線”，而不是“標準線”。企業(yè)發(fā)給職工的工資，不能低于最低工資標準這條“紅線”，但這并不代表只要按這個標準給職工發(fā)工資就行了。
即便如此，最低工資標準調整也不能動作太大。西部某省人社廳相關處室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各地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幅度看似不大，但是由于附著了太多其他因素，可以說是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例如職工醫(yī)療期間待遇、試用期待遇、死亡后的贍養(yǎng)標準以及部分省份的失業(yè)保險基數均與最低工資標準直接掛鉤，企業(yè)的負擔會增加得更多，利潤空間也會被進一步壓縮。
除此以外，調整最低工資時平衡區(qū)域間差距也是有關部門的重要考量標準。該工作人員表示，外商投資者往往把最低工資標準作為投資環(huán)境考察的主要因素，而勞動力的流動也時常將各省的最低工資拿來做比較，因此各省為了確保招商引資和吸引足夠勞動力流入，有時即使測算出的最低工資水平較高或較低，也被迫與周邊省份保持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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