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奪新娘
王飛龍夫婦現在最后悔的就是,當初下手晚了,大兒子24歲了才開始替他張羅婚事,這時絕大多數的同齡姑娘早已成婚。
王飛龍說,自己家經濟條件不好,兒子們也沒太大本事,媒人都不待見。媒人給王飛龍甩下過一句話,現在家里條件好的男孩,十七八歲就開始相親了,像你家這樣條件一般的,現在才動手,難啊!
王飛龍自己就是24歲結的婚。“那時候農村到處都是倡導晚婚的標語,鄉上也得等你到24歲才給辦證。可沒想到,如今兒子這個年紀談婚事就已經晚了。”
這似乎已經形成了一個輪回,王飛龍的父親那一輩也是在十八九歲就得娶妻生子,那時候早婚是為了盡快完成傳宗接代的使命,在經歷了二三十年間的晚婚光榮之后,到了王飛龍兒子這一輩,又被“男多女少”的困境裹挾著回到早婚的路徑。
華中科技大學 “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夏柱智來自鄂東南的紅村,他這幾年回家過年時就發現,農村相親訂親的時間大大提前,村里十七八歲的男孩們就已加入相親大軍了。用當地媒婆的話說,“現在女孩那么少,必須早早給占上”。
該中心另一位博士生魏程琳來自河南商丘,2014年回家過春節時,魏程琳意外地發現,18歲的堂弟阿坤已經訂完婚,阿坤的父親海叔正在實施下個計劃,給16歲的小兒子張羅相親。
海叔掰著指頭給魏程琳比畫,現在村里的女孩子少得很,處于相親階段的男孩子有10個,女孩卻只有4個,你不搶,別人就下手了。“親戚家的一個孩子都22歲了,還沒找著對象,家里人為這事都快急死了”。
夏柱智介紹說,在他的家鄉,春節前后,青年們陸續回村,許多人在這一個月內把婚姻的所有程序——見面、定親和認親、結婚全部走完。“辦完沒有證的婚禮,就各自外出打工,談不上了解,年輕人是完成個任務,老人則是卸下副重擔”。
西安交通大學的百村調查印證了早婚回潮現象。在其調研報告中寫道:早婚回潮說明,在男女性別比失衡的大背景下,男性不得不采取早婚的策略來搶占稀缺的女性資源。
由于女性資源稀缺,爭奪新娘的范圍被擴大。“現在農村離婚婦女也很搶手。過去農村離婚女性大多被嫌棄,但現在也成了被爭奪的對象。”
律師姬如松老家也在豫東農村,他告訴記者,村里去年離婚了12對,女的很快全都被搶走又結婚了,男方則只有3個再婚,其余很可能從此淪為光棍。“12個人里有個是我外甥,后悔得不行。”
姬律師的說法得到了媒人鄧孟興的證實。在他的小本上,二婚甚至三婚婦女都很槍手,“帶著拖油瓶也沒關系,因為彩禮要得少,越是離婚的,找過來說媒的越多。”老鄧說:“我們這兒,離過婚的人再找,叫大媒,給媒人的禮錢都要多些。”
因為實在沒有合適對象,一些貧窮農村的男青年的擇偶標準一降再降,“只要揀到碗里的都是菜,相貌、年齡、交流溝通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姬如松告訴記者:“身體殘疾、智力缺陷的女性也都有媒婆踏破門檻,只要是女的,怎么樣的都能給說到婆家。”
在豫東一個村莊里,中國青年報記者發現,一戶人家就因為無力給二兒子支付昂貴的彩禮,只得給他娶了一位智力有缺陷的女孩。女孩基本不能自理生活,家里人怕她跑丟了,只能成年累月地把她關在屋里,吃飯時,再把她放出來。
她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幾乎不與她一起生活。但對其父母而言,兒子成家結婚算是完成了一樁心事。“有老婆總比打光棍好吧”,年邁的父親苦笑著對記者說。
一個笑兩個哭
鄂中柴灣村的王飛龍沒想到,他們弟兄仨在給兒子張羅對象時,竟碰到一個同樣的難題:當相親的女方聽說,男方家里都是3個男孩時,都會不約而同地提出要漲彩禮。
女方的解釋是,你們家男孩多,負擔重,結婚時不多要點彩禮,以后不可能再從父母那里得到什么了。
這樣的解釋讓王飛龍哭笑不得。他年輕時候找媒婆介紹對象時,如果說誰家兄弟多,那絕對是加分項。
那時候,如果沒分家,男孩多,壯勞力多,掙得也多,家境肯定更殷實。即便結婚分家了,那誰家的兄弟多,能幫襯的人多,在村里就有話語權。而如今,兄弟多的男孩居然在婚姻市場上要減分。
華中科技大學 “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魏程琳在河南老家觀察到的現象與柴灣村一致。同村的阿凌兄弟三個,阿凌是老大,相親時,女方要12.8萬元的彩禮,阿凌的父母也咬著牙同意了。可沒幾天,女方反悔了,理由是阿凌家兄弟太多,怕女兒嫁過去后過不上好日子。
魏程琳說,同村20歲的阿亮就更慘了,他家里4個兄弟,他是老大,根本沒有媒人愿意上門。他奶奶說,人家女方家庭一聽是兄弟4個,連見面的機會都不給他。魏程琳感概說,也就這十來年功夫,時風就大逆轉了。
媒人鄧孟興把他手里的男孩分成了3類:一等男,家里經濟條件不錯,個子一米七五以上,有能力,城里有房;二等男,家里條件過得去,個子不能太 矮,至少上過初中;三等男,經濟條件差,身高低于一米六五。“但兄弟多常常一票否決”,鄧孟興說,如果家里有三個以上兄弟,即便條件不錯的二等男,甚至一 等男,都會降到三等男。
三等男基本上就是困難戶。鄧孟興說,這兩三年來,他幾乎不給三等男介紹對象,因為成功的幾率太低,說不成媒的話就收不到費用,瞎耽誤工夫。
夏柱智在回鄉記里記述了一個案例。這戶人家有4個兒子,至今全都打著光棍, “鄂北農村婚俗,彩禮加婚房,至少20來萬”,夏柱智寫道:“要給4個兒子都娶上媳婦,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現在四兄弟中最大的已32歲,全家火急火 燎,“全家最后的決定是,4個兄弟合作給一個兒子娶回一個媳婦”,夏柱智說:“畢竟不能斷了香火!”
中國農村子嗣觀念歷來很強大。在豫東的孟莊村,中國青年報記者在與一位老計生干部的聊天中得知,當年為生男孩,村民想出了各種極端做法,“有把全家口糧都拿去交罰款的,有躲在外地幾年不回來的,有離婚重娶的,傳宗接代,惟此為大呀!”
“子嗣觀念今天仍然根深蒂固,但是在當前剩男困境下,這種觀念也在發生微妙變化” 。魏程琳說,巨額的結婚成本,把多子多福的邏輯顛覆了,“調研發現,在一些子嗣觀念相對較弱的農村,獨生子女已成為普遍現象;在子嗣觀念強的地區如華南、 華北農村,擁有兩孩以上的家庭所占比例也極低。”
這也許就是農民的現實邏輯:必須要一個兒子來延續香火,但也拒絕更多男丁來增添負擔。研究人員的判斷得到了那位老計生干部的驗證:“前年村頭老鄧家生了個大胖小子,全家樂得合不上嘴,今年又添了孩子,抱出來一看是個兒子,當爹的哇地一聲就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