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濟南經五緯六路口，一輛裝滿山藥的三輪車旁，一個不到一米二的“小老板”坐在旁邊發著呆，回過神來從包里拿出書看看。有人來買山藥，就幫人拿袋子、收錢。三輪車上掛著一個牌子，上面寫著“賣山藥救弟弟，我要讓弟弟活下去”。
原來，這名9歲的菏澤男童新新（化名）有一個6歲的弟弟，年初確診為白血病。新新自己也咳嗽、偶爾發燒，但一直未能確診。目前兄弟倆每天看病的花費至少3000元，持續半年的“看病路”早讓一家四口捉襟見肘，“實在是沒辦法，能借的早都借干凈了，老家剛蓋起來的房子想抵押都沒人要，只想讓兒子活下去。”11日上午，孩子的父親王長路輸著液，哽咽著說。
一天擺攤12小時閑時就看看書
山東省立醫院東北角的路口處，一輛三輪車里裝著兩三百根山藥，三輪車旁的小馬扎上坐著一個小男孩，車上掛著一張寫有“賣山藥救弟弟，我要讓弟弟活下去”的牌子。新新說，自己今年9歲，還有一個6歲的弟弟正躺在省立醫院兒科病房里，賣山藥是為了給弟弟籌錢，“弟弟得了白血病，要花好多錢才能治好。”
不一會兒，幾位過路市民圍到了車旁，忙著挑選車上的山藥。新新走到車邊，舉著兩根比他“矮”不了多少的山藥幫人稱重，“阿姨，一共是7塊錢。”他一邊說著一邊生疏地將山藥打包，裝了許久也沒把長長的山藥裝進袋子里，最后只好用塑料袋在上面打了個結，好讓人提走。
臨近中午，氣溫越來越高，新新忙成一團，稱重、打包、找零……汗珠順著他的額頭滲出來。“多賣點才有錢給弟弟治病。”好不容易顧客少了些，男孩重新回到小馬扎上，從放在地上的一個黃色的小書包里掏出一本《水滸傳》讀了起來。
從早上8點，到晚上8點多……懂事的新新就這樣度過了他的一天，這也是他為弟弟籌錢賣山藥的第二天。
兄弟倆齊患病 弟弟化療致頭發所剩不多
“這本書是過年住院的時候一個哥哥給我的。”新新指著手里的書說，去年12月份，他和弟弟都高燒不止，爸媽帶他們來濟南看病，今年1月1日，弟弟被確診為白血病，而新新一直沒能確診。“也跟爸爸去過北京、上海，還是沒確診，后來自己好了些，只不過還是要吃藥并且定期做檢查。”新新說，現在媽媽照顧弟弟，爸爸一邊要掙錢忙事情，一邊還得照顧自己和弟弟，“爸爸閑的時候會陪我來擺攤，忙的時候我自己在這也可以的。”
11日上午11點半，記者在省立醫院病房看到了新新的弟弟。化療導致孩子的頭發已剩不多，佝僂著身子一直側躺著，大眼睛忽閃忽閃，一會兒看看媽媽，一會兒閉眼休息。
“他這兩天發燒，肺部又有感染，不舒服所以不大愿意說話。”新新的媽媽解釋，她已記不清這是小兒子第幾次住院了，“隔一段時間做一個療程，再出院養幾天，再回來化療。”她說，上午孩子又吐了兩次，想起這半年孩子受的苦，她忍不住哭出聲來。
看病已花30多萬 兄弟倆藥費每天3000多元
“2015年下半年我們剛蓋了三間新房，兩個孩子也漸漸長大，本以為一家四口能過上好一點的日子，沒想到兩個孩子的病會突然降臨。”新新的父親王長路回憶說。
現在，兄弟倆每天的醫藥花銷平均要3000余元，而接下來小兒子做骨髓移植所需的約40萬醫療費更是讓一家人犯了難。
為了給兩個孩子治病，王長路早已把能借的錢都借了，“家里是農村的，親戚朋友也都沒啥錢能借給我了。”他說，自己想把家中新蓋好的三間房抵出去，可是沒人要，“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一個叔輩親戚，求著他用房子抵了點錢。”新新賣的山藥也是老家親戚給的，“都沒啥錢借我了，一個親戚跟我說‘實在是沒什么錢，把這些山藥拿去賣了，能賣點是點，給孩子治病’。”
“我以前什么都不怕，覺得什么事只要肯努力、堅持堅持都會過去的，可現在真是沒辦法了。”在山東省立醫院急診室，王長路邊輸液邊哽咽著說，經過連日來的操勞，他從10日開始就嘔吐、頭暈，“醫生說是腸炎，放心，我不能倒，我倒了家可咋辦。”
兩問“哥哥賣山藥救弟弟”
9歲娃路邊獨自守攤子是否有炒作之嫌？
了解新新一家的境遇后，不少路人表示的確令人同情，但也有人提出，讓一個9歲娃自己在路邊守攤子賣山藥籌藥費救弟弟，新新是否承擔了太多？整個事件是否有“曬慘”、“炒作”之嫌？
就此，王長路表示，自己深感分身乏術，“每天小兒子的檢查、化驗、取結果都得我來，有時候還得做飯，實在沒辦法一直在那盯著。”早上他會騎三輪車帶著兒子從醫院旁租的房子到這，“安頓好他之后我再去忙別的，有空再來陪他。”王長路說，旁邊報刊亭的大爺聽說他家里的事后，對孩子也很照顧。
王長路說，最讓他欣慰的是兄弟倆都很懂事，“大的在外邊每天待那么久都不喊累，小的也很乖，他倆都跟我說過好幾遍，要堅強。”大病致貧，除了求助他們還能干啥？
對于很多收入不高的家庭而言，“大病致貧”并不遙遠。近幾年來，“最美地瓜妹救哥哥”“‘米老鼠’婆婆救兒媳”等類似“人造”痕跡較為明顯的暖新聞并不少見，盡管難以自救的病患是客觀存在，他們的境遇也著實令人同情，但這些新聞的背后也并非毫無爭議。
說來說去，醫療保障能力的提升或許是共同的解決方案，且已納入政策層面，但這畢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其間因大病致貧或返貧的家庭，面對現實往往充滿著無力感，即便有現實與倫理的糾葛，他們似乎無力也無心顧及——除了以類似方式吁請社會救助，他們還能干些什么？
“蓋房子借的十多萬還沒還清，現在看病又花了30多萬。”王長路說，兩個孩子沒有其他保險，雖然加入了“新農合”，治療費已經報銷了40%左右，但半年多30多萬的花費還是遠遠超出這個四口之家的承受能力。新新的媽媽之前在家鄉的一個廠子打工，一個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但為了陪孩子治病，她只能辭掉了工作。而王長路之前在勞務市場打零工，有活的時候一天也就才能掙100多元，現在分身乏術的他連這個收入也沒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