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陽縣的蛐蛐市場上，商家在挑蟲。每年立秋到白露，山東省泰安市寧陽縣各個鄉鎮農村，人們會涌入田間地頭林地山溝抓蛐蛐，而全國各地的客商則匯聚到這里買蛐蛐。
被人群擁堵的寧陽縣泗店鎮上，僅是這短短三四十天的周期，據稱就有超過6億元的資金流動。
數十年下來，泗店鎮已形成國內數一數二的蟋蟀交易市場。據當地人稱，參與捕蟲的人家，每年這個把月光靠抓蟲賣蟲就有數萬元的收入，所以外出打工的人，會“季節性遷移”返回家鄉，加入捕蟲大軍。
因為斗蟲的巨大需求，蛐蛐身價連年攀升。今年在寧陽市場上最貴的一只，據稱被天津商戶買走，價格是11萬元。
被商人買走的蟋蟀會被人工養殖一段時日，而后流向全國各地，在一個個圓柱形小瓷罐中開始它們的“角斗士”生涯。
杭州人玩的蛐蛐，幾乎都是這樣來的。
轉手數次翻幾番，今年最貴11萬
每年立秋到白露，寧陽縣泗店鎮柳廠村的黨振海都會把精力放在地里——每天起早貪黑，不是種莊稼，而是抓蛐蛐。
抓了20多年的蟲，他經驗豐富，只要在一片苞米地外看看長勢，或停下腳步聽聽這一帶蛐蛐的叫聲，就能判斷出是否有好蛐蛐。
如有發現，他就會手持半個拳頭大的捕蟲網兜去地里，貓著腰“聽音辨位”，搜尋蛐蛐。
“這個只能自己去，在哪兒抓到條好蛐蛐都是不能讓別人知道的。”黨振海說，這就像商業機密。
不論白天黑夜，幾乎整個寧陽縣的農地溝壑中，都會有捕蟲人的身影。與此同時，來自全國各地的玩家和商販都會聚集在此，收購蛐蛐。“寧陽的蛐蛐交易，其實說的就是泗店。”該鎮宣傳員戴成猛對此毫不猶豫。
在這三四十天時間里，每天從凌晨四五點開始，泗店鎮鎮中心幾條主要道路都會被擠得水泄不通，周邊的店面，被一些當地人租下來賣蛐蛐。更多的商人則在路邊擺上矮方桌，坐在馬扎上，等待村民們送來剛從地里捉到的蛐蛐。這些蛐蛐會被村民們按品相先簡單分類裝好。先送到相熟客商那邊賣，余下的，就挨個小方桌推銷，直至售盡。
有些大客商，則會在泗店鎮的小旅館里包幾個房間，或直接住進農家院，等待常年熟識的村民把第一手貨源送上門來。
這些蛐蛐，被分類分級待價而沽，從一、兩元至幾千幾萬，幾乎沒有一只會被舍棄。
將之形容為黃金季節毫不夸張，因為一只蛐蛐的價格，往往遠超同等體積的黃金。
當地人之所以如此熱衷于抓蟲，就是因為這一個月，起碼能賺到三萬左右的現錢，這可是一筆不小的額外收入。“一只好蛐蛐，甚至頂得上當地人半年的收入，你說能不動心嗎？”當地人說，“一般一天能有六七百的現錢。”
泗店鎮還專門開通了一些長途客車，不斷將蛐蛐送往全國，“從地里收還是便宜的，最好的也不過一兩萬，但賣過幾道，價格就翻上去了。”
寧陽縣蟋蟀協會會長劉德強說，今年最貴的一只蛐蛐被賣給了一位有名的天津商家，“11萬。”
過了白露，市面上的蛐蛐價格就猛跌，幾塊錢一只都無人問津。黨振海說，這是因為白露后的蛐蛐開始鉆洞交尾，“戰斗力就不強了。”
從換一節電池，到賣出上萬元
如今紅火的蟋蟀交易，三十多年前剛開始的時候，可寒磣得很。當年最早換一節電池，或者一毛兩毛，直到如今的一千、五千、上萬。一些大玩家和商販每年拿出幾百萬，找人分頭“淘寶”，要求在20多天內，把錢都花掉，換成好蛐蛐。
劉德強說，寧陽土壤特殊，這里出的蛐蛐特別壯，也好斗。最早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逐漸有各地的蛐蛐玩家來寧陽捉蟲，也找當地村民幫忙抓蟲。
“最早不是給錢，是給手電筒的電池。”劉德強說，那會兒對于當地村民來說，電池是很緊俏的，一只好蛐蛐換一節電池是最初的交易模式。后來商販越來越多，但是交易的規矩沒變過，“誰先看上誰先買”是鐵打的規矩，第二個人即便愿意掏十倍價格，也不能“撬邊兒”，只能向第一個人買。
劉德強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91年，他親眼看到一只蛐蛐被一名天津客商從農戶手里以一元錢收購，隨后轉手賣給一位上海玩家，賣了1000元，“那時的1000元，可是一筆大錢啊。”1995年后，泗店鎮的蛐蛐買賣越做越大，這幾年當地每年蛐蛐交易超過6億元。
賭蛐蛐，會毀掉整個產業
在劉德強和黨振海看來，一只蛐蛐是否“好”，就像賭玉，誰也不知道幾千幾萬買下的蛐蛐，是否會被別的蛐蛐一口干掉。
“今年11萬那條是‘紅牙青’。”劉德強說，這蛐蛐分六類，每類都分蟲王級、將軍級、大將級……除了從其體色、花紋、腮部、大牙、后腿等方面比較，比斗中一生不敗、最后一敗和偶爾一敗成為衡量這些蛐蛐“級別”的核心標準。
在黨振海看來，講究雖然多，但最重要還是看腿是否短粗有力、大牙是否如麥粒般有勁，“但有時也難說，就跟相媳婦似的，情人眼里出西施。”
蟲王的傳奇，一般都是被送上賭場，讓主人一夜暴富。
在采訪中記者就了解到，去年有位上海玩家在寧陽花萬元買了一只蛐蛐，回上海后放到賭場上，戰無不勝，為這玩家掙了300萬，蛐蛐死后，他特意火化并親自送它回山東“老家”入土為安。
劉德強不認可那種將蛐蛐買去賭博的違法行為，他覺得從長遠來看，會毀掉蛐蛐產業，但現實中屢禁不止。
市場熱乎的背后，也有隱憂。（錢江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