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先生一家最近挺郁悶。孩子被撞,外傷并不重,卻在縣醫院住了一個多月,醫生好不容易同意出院要求,臨了還開半年的藥。徐先生跑到齊魯醫院一問,說是這傷住10天就能出院。而在齊魯醫院,不少患者在可以出院的情況下堅持住院,有患者甚至把醫院當家,一住就是十幾年。
小醫院床位不滿千方百計留人,大醫院想方設法勸人出院,怪象背后,是多年來“雙向轉診”通道不暢,上轉容易下轉難的反映,大醫院縮短平均住院率的空間已經很小。
縣醫院住33天,出院還開半年藥
“孩子在縣醫院住了33天院了,再來大醫院看看。”3日,徐先生帶著19歲的孩子趕到了齊魯醫院神經外科。大約一個月前,徐先生的孩子騎摩托車摔倒,腦部受傷,住進了當地縣醫院。
可讓他們一家人沒想到的是,外傷不是很重,卻住院超過了一個月。“住了10多天的時候,我們就問醫生,可不可以出院?”之后連續詢問多次,醫生都告訴他,“最好再住段時間。”為了孩子,他們就一直“咬牙”花錢在醫院住著。
在家人的不斷追問下,醫院終于允許孩子出院,但出院時又給孩子開出了近半年的藥。
“開了這么多藥,讓人很不放心,這不再來大醫院看看。”可醫生的一席話,讓徐先生一家感到很“氣憤”。
“齊魯醫院的醫生說,最多住10天院就可以了,開的這些藥也不一定能起多大作用。”徐先生說,“人家醫生說,這種病要是在齊魯醫院,你交錢想多住幾天人家也往外勸。”
許多患者曾向記者反映,在一些中小醫院住院時,要求出院,但醫生千方百計地“勸阻”。“這主要是經濟利益在作怪。”山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徐玲忠分析說,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中小醫院業務量少,床位利用率低,所以會千方百計“留住”病人,“病床住不滿,肯定是能多住一天就多住一天。”
記者在省城多家醫院看到,像省立醫院、齊魯醫院等大型醫院大都人滿為患,許多病人要入院甚至要等上1個月,許多醫院不得不在走廊等處加床。而在一些一二級醫院,許多病床都在閑置。
有人在大醫院一住十年不愿走
與中小醫院想“留”住病人不同的是,大醫院想的卻是怎么才能將病人“勸”出院。
“比方說像兒童脊髓炎患者,一般度過急性期后,還需要康復,有的要康復幾個月,但這樣的患者要是一直住在大醫院,會使得很多更急需的患者不能得到治療。”齊魯醫院的兒科醫生楊杰就曾碰到不少這樣的患者。
楊杰說,為了進一步降低平均住院日,他們在考慮的是怎么才能“勸”符合條件的患者出院。“縮短平均住院日對患者其實有很多好處,不僅能為患者節省費用,同時還能為更多的患者提供醫療服務,特別是那些危重疑難患者。”
“對我們這樣的大醫院,平均住院日縮短半天,就能多為10%左右的患者提供醫療服務。”其實,不僅僅是齊魯醫院,省立醫院、省千佛山醫院等省城許多大型醫院都在積極探索縮短平均住院日的方式。
省千佛山醫院相關負責人就為記者算了一筆“賬”,以1500張床,床位使用率100%,平均住院日12天為例,如果平均住院日降低半天,醫院每天的出院人次將大大增加。“這樣許多排隊等待的患者就不用等了。”
雖然縮短平均住院日可以幫患者節省費用,但許多患者并不“買賬”。“多花點錢不要緊,關鍵是別一出院再有什么問題,肯定是想徹底好利索了再出院。”來自濱州的徐志強說出了許多患者的心聲。
更有患者,甚至拿醫院當成了“家”。省城一家三甲醫院相關負責人就表示,該院曾收治過一名患者,在醫院一住就是十多年。
醫保報銷政策增無效住院天數
據了解,醫院平均住院日是有著嚴格規定的,根據最新的醫院等級評審標準,三級醫院住院平均日應該小于等于12天,而二級醫院平均住院日應該小于等于10天。“國家又提出大型醫院要爭取將平均住院日控制在8天內。”
但目前真正達到這一標準的還很少,據了解,目前省城大型醫院的平均住院日在11天左右。“我們醫院去年的平均住院日是10.45天,今年上半年降到了10.31天。”楊杰說,通過改善內部管理,可以將其進一步降低,“我們今年的目標是控制在10天以內,爭取到2015年達到8天以內。”
除了醫院的內部管理外,一些制度因素也阻礙了平均住院日的縮短。“醫保政策從大的方面,肯定是為了鼓勵患者在基層就診,控制費用,減少住院天數。”省城一大型醫院的醫保辦負責人表示,但門診做術前檢查無法報銷,只能住院后才能報,這增加了醫院無效住院天數。
“關鍵的還是不能順暢地往下轉診。”而在徐玲忠看來,要大幅縮短平均住院日,提高優質醫療資源的利用率,關鍵還是建立順暢的“雙向轉診”體制,“但現在是向上轉的多,向下轉的卻很少見。”
徐玲忠分析說,首先是人們觀念中對基層醫院不信任,其次是基層醫療機構的服務能力確實有待提高。“還有就是缺少一些機制,即使患者愿意轉,部分醫療機構也不愿意接。”
“患者轉下來,萬一出了意外,誰來負責?還有就是利益怎么分?”一家二級醫院的相關負責人很是擔心這一問題。
基層醫院: 寧請專家會診 也不輕易轉診
為了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我國一直試圖建立三級醫療服務體系,實現“小病在社區、大病到醫院、康復回社區”的診療體系,但實際并沒能建立起來。
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近日就曾公開表示,由于各級醫院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形成了各自獨立、相互競爭的格局,造成醫療行為的扭曲,損害了醫療服務體系的運行效率。“中國既有的三級醫療服務體系的框架已經名存實亡,喪失了其所應具有的功能組合。”
“雙向轉診雖然喊了很多年,但實際運行并不好。”省城一家三甲醫院的相關負責人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利益和風險分擔機制沒能理順。“其實向上轉診,也是下級醫院到了不得不轉的時候才轉。”該負責人表示,“下級醫院寧可請專家去他們那兒會診,也不愿輕易轉診。”
據了解,不少醫院為了能實現“雙向轉診”建立了各種的合作形式,但收效并不好。“我們有很多合作醫院,但真正轉診的并不多,因為這畢竟還是在不同醫院間。”
“要使向下轉診順暢,需要由政府出面建立一些長效機制。”徐玲忠分析說,由于醫院之間不存在上下級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完全憑醫院自己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政府應該主導建立利益、風險分擔機制,然后再逐步引導患者接受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