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解的出路

　　準備了一晚上，什么都沒有搶到，小龍不太能接受這場搶劫計劃的失敗。他說，當時身上已經一毛錢都沒有了，可是，他迫切地需要錢，去買一張火車票，離開這個地方。

　　小龍想去北京，一個他第一次見到地鐵和電梯的地方。不過，他已經不太記得該怎么去北京了。兩年前第一次去北京的時候，還是老鄉帶著他，逃票坐上了火車。

　　在陌生人面前不愛說話的小龍，總是繃著一張臉，額頭上勒出與他16歲年齡不相搭配的抬頭紋。但是只要一說起普通話，一說起北京，他整個人都放松了，偶爾還能露個笑臉。

　　他對北京生活的印象，只有三個字：“好著嘞！”他在北京當過后廚，做過保安，還在肯德基做過冰激凌。在他的描述里，在北京每個月能賺三四千，還包吃包住，盡管住的只是四五個人拼一間的地下室。他說，自己兩年賺了4萬塊錢，還寄給了爸爸1萬7。

　　但小龍爸爸說，從來沒有收到過兒子寄來的錢，他甚至很少接到兒子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他對于兒子外出打工的事，總是懸著一顆心。娃出門打工的時候，還不到他的肩膀高，兩年沒回家，再見面已經比自己還高了。不僅個子長了，還學會了抽煙，一天至少抽半包，胳膊上也不知什么時候烙下了一個個圓形傷疤，像是被煙頭燙過的。

　　小龍爸爸也外出打過工，在深圳給人鋪路，干了4年，帶著幾萬塊錢工錢，和一身的風濕病、動脈硬化回來了。他回村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開始給家里蓋房子。他把小龍從北京叫回來，要他待在家里看屋子，不愿意他再出去打工，“外面社會太復雜，我怕他出去出事”。

　　可是，待在家里對小龍來說太難熬了。在這個小村子，生活只有兩種模式，出門種地，回家做飯，頂多再多一種模式，外出打工，回來蓋房子。

　　如今他家雖然蓋起了全村唯一一戶貼著亮白色瓷磚的小平房，但姐姐在外地打工，71歲的奶奶要下地干活，爸爸要去地里用扁擔挑麥子，白天只有他守著6間空蕩蕩的房子。屋里唯一的裝飾品插在窗戶把手上，是兩根彩色的野雞毛。

　　從沒出去打過工的小康，并不太理解小龍的焦慮。他唯一一次走出彬縣，是12歲那年發高燒，爸爸抱著他去西安看病。小康爸爸說，他們在醫院門口排隊，掛了3天號才看上大夫。夜里抱著小康輸液，他看著臉色透紅的兒子半夜突然醒過來，在擠滿陌生人的掛號隊伍旁邊來回打滾，自顧自地瘋跑起來。照小康媽媽的說法，那次看病耽誤，可能把兒子的腦子“燒壞了”。

　　小龍說，他很想念在北京的日子。在那里，他在賓館門口當保安，穿著淺藍色的制服，感覺自己跟進了“特警隊”似的，特有面子。他不會上網，但是偶爾有人請客，帶他去網吧的時候，他就只看恐怖片和警匪片，看那些穿著跟自己差不多衣服的警察，在電影里抓壞人。小龍跟審訊他的警察說，他本來的理想，是要當一個警察的。

　　在北京，小龍還談了人生第一場戀愛，女朋友是同在賓館打工的服務員。小龍說他前前后后給了女孩近1萬3，叫她買衣服，或者寄給家里。后來，小龍發現這個女孩早就有男朋友，從一開始就騙了他。但小龍說，他還是告訴女孩，“有事再來找我”。

　　但現在，通往北京的道路似乎堵死了。爸爸不給他路費，自己打工賺的錢又少。他在火鍋店負責切菜，廚師長常�？吹剿�一個人站在角落，一言不發地切一上午菜，三下兩下就能把一整條魚帶著血剁成一塊塊的，然后就從后門出去，一個人到天臺抽煙。

　　那個天臺上并沒有什么好風景。在這個三層小樓的屋頂，環顧四周只有上世紀80年代蓋的機關單位大院，門口坐著如他父親一般年齡的勞工，在馬路牙子上等待活計。遠處正在蓋大樓，一架架起重機轟隆地響著。

　　再往遠處，就沒有別的新玩意兒了。彬縣在古代是流放官員的地方，范仲淹就曾經被貶到這里當地方官。除了高樓跟當年長得不一樣，放眼望去，四面依然是如圍墻一般的山。

　　突然的刺殺

　　小龍和小康坐在廣場上，胖子窩在躺椅的一邊。小康勸小龍，“不要弄了”，“跟人家無冤無仇，為什么要傷人家？”

　　他們面前的縣城，一天當中也許只有這一刻有些許安靜。等太陽升起來，廣場對面的工地又會響起轟隆聲，要蓋一棟比現有最高樓還要高的大樓。眼前的馬路又會跑起長長的拉煤車和發亮的寶馬車。清潔工又會出現，按片區打掃衛生。

　　小龍說他很沮喪，搶不到錢，去不了北京，他就要回到水泥地上的廚房干活，或者回到苔蘚地上的老家種地。

　　少年們嘰嘰喳喳地吵著。被吵醒的流浪漢又開始有一句沒一句地嘮叨。小龍沖著他說：“這廣場是你睡的？去你媽的！”

　　流浪漢坐起身回了一句：“我在這睡不睡，關你啥事？”

　　小康拉著小龍：“不要弄了�！�

　　可是流浪漢依然罵罵咧咧。他再次準備睡覺，嘴里念叨著：“小屁娃，你媽的！”

　　小龍被許多人罵過，上學的時候，考試只拿十幾分，被老師罵過，被父親打過；打工后，打他的人就更多了，不滿意他的工頭，發脾氣的老板，動不動就揮手上來，朝他的頭上打。他一直留著光頭，直到最近漸漸長出細細的頭發，長不出頭發的地方，是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傷疤。

　　在看守所，小龍抽著煙，眉毛瞪得老高，跟警察辯解：“他不罵那話，我絕對不會理他�！�

　　當時，小龍掏出在2元店買的刀，沖向躺椅上的流浪漢，朝著胸口刺了一刀。根據后來法醫鑒定，這一刀直直刺中了心臟。

　　流浪漢從躺椅上掙扎起來，邊喊救命，邊往遠處跑。小龍跟在他后面追，結果流浪漢一轉身，抓住了小龍的刀刃，跟他爭奪起來。

　　小康說，那一刻他就慌了，眼看著流浪漢就要搶過刀，搞不好小龍會被刀傷到。于是，他趕緊拿著自己的刀，沖過去幫忙。可是他從來沒有動過刀子，他在火鍋店的工作是負責擺盤，只要把東西擺得整整齊齊，就算是工作完成了。

　　“我當時想，是用刀背還是刀刃。可是我不想殺死瘋子，我只想打昏他，別傷到我二哥就行�！毙】嫡f，他沖了過去，拿起刀背狠狠砸了瘋子一下，然后拉起小龍就跑。

　　臨走前，小龍還用刀子砍了一下流浪漢的胳膊。流浪漢徹底癱倒了。

　　和他們一起的兩個兄弟從廣場后面正在修建的觀光臺階跑進了山，至今沒有被找到。胖子嚇得從躺椅那邊跑開了。小康拉著小龍往外跑，小龍栽了一跤，手里的刀掉在廣場臺階上，但也顧不得撿了，兩個人在水泥地上奔跑，朝長著苔蘚的老家方向跑去。

　　凌晨3點半的廣場，只剩下被刀刺中的流浪漢。他躺在旗桿底下的人行道上，臉朝著天。在這個曾經流放范仲淹的地方，路邊墻上刻著《詩經》，街頭垃圾桶上寫著警句，距離流浪漢最近的路燈，燈罩碎了一角，昏暗的燈光映出燈罩上的詩句，“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斬斷的生活

　　天亮了，負責打掃廣場的清潔工，在人行道上發現了全身冰冷的流浪漢，胸口流出的血凝結在地面。沒過多久，警察和醫生也來了，電視臺派了記者拍新聞，看熱鬧的人們圍在流浪漢的尸體周圍。

　　警方說，直到今天他們也沒能弄明白，廣場上被殺的流浪漢是誰。他們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的身份。唯一的方法只有等，等到有天他的家人來報案，如果血液能跟流浪漢的相匹配，也許就能知道他是誰了。

　　在小龍打工的火鍋店，服務員三天兩頭地換人，領班的廚師長幾乎都忘記了小龍他們幾個。他知道人人都在聊的廣場殺人案，但卻沒想到兇手是自己曾經的同事。他吃驚地瞪著眼睛，愣了好半天，才回過神來問：“他們殺了瘋子……那……那偷的器官到底賣了多少錢��？”

　　他再沒見過這幾個打工少年。因為胖子只有13歲，被交由父母管教。他的那個并沒有小煤礦的父親，帶著孩子舉家搬離了彬縣。小康爸爸帶著兒子，到公安局自首。

　　警察去小龍家那個新蓋的小平房抓他的時候，老實的小龍爸爸破天荒地跟警察撒了謊，他試圖騙警察離開，然后送小龍逃走。可是他拙劣的撒謊技術，被警察一眼看破，他沒能保住自己的兒子。

　　村里鄉親喜歡湊在路口聊天，小龍爸爸基本不怎么參與。鄰居常常以為他家沒人，因為他最近總是一個人坐在房子后面，守著摞得跟房子一樣高的秸稈，背對著院子抽煙。

　　他說，他很掛念娃�？墒撬�已經很久沒能跟小龍親近了。小龍7歲那年，他出去打工，一去就是4年，攢夠錢蓋房，沒多久小龍又去北京打工了。他很久沒跟小龍長聊過，甚至都不怎么能見到兒子。

　　家里人所有的照片都在一個方形玻璃框里，那是每個人的1寸證件照。小龍的那張還是小學時拍的，洗出來模模糊糊。相框里唯一一張清楚的大照片，是穿著呢子大衣的毛主席像。

　　在貼著白色瓷磚的空蕩蕩房子里，小龍爸爸坐在小板凳上。蓋起了新房，卻還沒有大門，小龍從小玩耍的院子就那么敞開著。這個父親摩挲著沾滿煙灰的手掌，說：“房子好了，娃沒了。”

　　縣城里，廣場上流浪漢留下的血跡，在清潔工日復一日的清掃中，已經看不見痕跡。女人的高跟鞋踩過廣場前的人行道，孩子用街邊少女分發的促銷傳單，趴在躺椅上疊紙飛機。幾個留著長長劉海的少年坐在噴泉旁邊，分享著一根煙。

　　在看守所，小龍一直昂著頭回答警察的問題，只在說起一件事時，埋著頭不肯抬起來。他說，殺死流浪漢那天，他想要的真的只是一張去北京的火車票。他想用這張票，再去北京打工，賺一筆錢，回來給爸爸買一輛三輪摩托車。這樣一來，爸爸就不必扛著扁擔，一步步走著去擔麥子了。本報記者 李斐然 《華商報》記者 趙方

[上一頁]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