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小康(化名)說：“當時韓老師說話的語氣很嚴厲，我心里很害怕。當老師說到要請家長來學校共同教育時，我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口中說老師我錯了我一定改，請千萬不要告訴家長。”看到小康下跪，其余7名男孩也就跟著跪下，異口同聲地請求老師不要找家長。

　　小康說，父母對自己管教十分嚴格，一聽說自己上網就要呵斥甚至打罵。“聽到韓老師說請家長，我擔心挨打。”其余幾名孩子也說，請家長是很沒面子的事情，同時也擔心挨打受訓。“看到小康下跪求情，我們就跟他一起了。”

　　老師：當時有點氣 絕對沒打罵

　　“這8個孩子中有五六個人的家長都曾告訴我說孩子愛上網，請我嚴加管教，尤其是要幫他們戒掉網癮。”韓進說，“當時我有點生氣，就任由他們跪在地上，這個過程有十來分鐘，期間我絕對沒有罵，更沒有打。”

　　受訪的幾名學生告訴成都商報記者，老師沒有打罵他們，跪的時間也不長。“下跪的時候，我發現有一名高一的學生掏出手機對著我們。當時老師背對著他，沒發現有人在拍照。”

　　受訪的學生們都說，下跪也是一時沖動，絕對不是以此對抗老師的批評教育。“現在讓老師和學校難堪，我們更加后悔了。”小康說。

　　學校：下跪應制止 家長表理解

　　“學校是今天上午發現這條網絡信息的，校長當即通知我們予以調查處理。”該校負責初中的學工部主任舒迅稱，“經查，韓老師對違紀學生進行了批評教育，沒有打罵行為，學生系主動下跪認錯。”

　　“韓進老師工作十分負責，大病初愈后即來校上課，目前擔任初三年級組長。他所教的初三·四班是學校師生公認的‘好班’，學生的品行和學業在全年級都很拔尖。”舒迅告訴成都商報記者，“我們已經對韓老師提出批評，要求其今后教育學生時注意方式方法。在他們下跪時，必須及時予以制止。”韓進對此表示接受，稱今后不會再任由學生做出下跪之類貶損人格的舉動。

　　小康家住南充城郊，他的父親告訴成都商報記者，“老師教育學生天經地義，愛上網的娃兒應該受‘理抹’。孩子讓老師費心了，不會因為他下跪就對老師產生想法，相反我還要感謝老師，請老師繼續加強對孩子的管教。”舒迅和學校學工部主任武少海則向記者轉述，幾名當事學生的家長認為，下跪系學生自愿，老師不存在方式方法上的過錯。

　　新聞延伸

　　從戒尺、教鞭到糖

　　看老師教育方式的沿革

　　古代 教師可用戒尺責罰學生

　　教鞭，在宰相劉羅鍋教育兒孫的時候叫“家法”，在魯迅就讀的三味書屋里叫“戒尺”，在魏巍的老師蔡蕓芝先生手里叫“教鞭”。“教育”的“教”字中那個“攵”部本來就是“手拿棍棒”的樣子。

　　我國封建社會的各類學校中，教師可以用戒尺等責罰學生。明代中央國學國子監特設由監丞負責的“繩愆廳”，專司對學生的體罰。清代也有這方面的記載，王譽昌《崇禎宮詞》注：“有犯老師，批本監提督責處，輕則學長以戒尺打掌，重則跪于圣人前”。

　　現代 陶行知“4塊糖”的智慧懲戒

　　而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四塊糖的故事”，則是智慧懲戒的典范。

　　一天，時任育才小學校長的陶行知看到1個男生用泥塊砸同學，當即制止，并叫他放學后到校長室去。放學后，這位男生早早到校長室門口，低頭等著挨訓。陶校長走來，一面遞給他1塊糖，一面說：“這塊糖是獎給你的，因為你按時到，我卻遲到了。”男生有些錯愕。接著，陶校長又掏出1塊糖說：“這也是獎給你的，我不讓你打同學，你立刻就住手了，這說明你很尊重我。”男生將信將疑地接過第2塊糖。這時陶校長又掏出了第3塊糖說：“我調查過了，你用泥塊砸那個男生，是因為他不遵守游戲規則，欺負女生，說明你正直、善良，敢跟壞人作斗爭，應該獎勵你啊！”從陶校長手里接過第3塊糖后，這個男生就哭著說：“校長，你打我兩下吧，我錯了，我砸的不是壞人，而是自己的同學呀！”這時，陶先生又拿出了第4塊糖遞給他，溫和地說：“你已經知錯了，再獎勵你1塊！糖獎完了，談話也該結束了。”

　　近年 懲戒教育備受爭議

　　我國教育部門在1950年就通令廢除體罰或變相體罰。《教師法》《義務教育法》等也明令禁止體罰學生。《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禁止對未成年人進行體罰。同時，學生及家長維權意識的提高，也使得教師們對“教育懲戒”這種正當的權力使用如履薄冰。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孫云曉認為，沒有懲罰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也有觀點認為，懲戒學生是教育和教師的黔驢技窮。打開懲戒“缺口”，更要謹防體罰“潰堤”。我們需要一把充滿智慧的“戒尺”。(綜合現代快報、洛陽日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