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慶文緊緊地攥著一沓黃白綠相間的單據，有十多厘米厚。這些單據是濟南港溝燕棚窩村村兩委在2005年到2011年3月，6年多在他飯館里消費后打的89174元“白條”，上面有每頓飯消費的酒菜名稱。而吃飯的緣由，有上面來檢查工作，也有村民集體出工，甚至還有因為安撫上訪戶吃的飯。
趙慶文手里的單據摞起來有十幾厘米。本報記者杜洪雷見習記者許亞薇
單據摞起來有十幾厘米高
趙慶文個子不高，身材敦實，眼里血絲明顯。打開手提的紅色無紡布袋子，趙慶文拿出了一沓飯店的消費單據，用橡皮筋扎著，疊得非常整齊，足有十幾厘米厚。
這些單據，是村兩委干部在他飯店吃飯后留下，他沒拿到一分錢的飯錢。
2004年年底，曾在濟南歷城招待所干廚師的趙慶文在村里開起了飯館，到2011年3月，因入不敷出，飯店被迫關了門。“不敢再繼續開下去，要不還不知道他們會再賒多少賬呢。”
說話時，趙慶文的嘴唇不停抖動。幾年下來，有些單據的邊角甚至有些磨損了，“每一年的單據，我都用訂書機訂好，這樣找起來方便”。每一張單據記錄著每頓飯當時點的菜、喝的酒，上面還有前任村兩委負責人和現任村兩委負責人的簽字。
上級來檢查吃飯，安撫上訪戶也得吃飯
計劃生育檢查、貸款、辦事處檢查村務、大壩修理、電工維修電路……村里招待吃喝的五花八門的緣由，被詳細記錄在每一張單據上。“上面來領導檢查，我們感覺應該留人家吃個飯。”9日上午10點左右，前任村支書趙承才告訴記者。當然也有一些個別例子，例如維穩。趙承才稱，村里曾經有一個上訪戶，上面派人和村里一起到上訪戶家去做工作，“有時候也會一起吃飯。”
2008年12月10日的一張單據上，寫著羊肉丸子、羊肉片及小料等，還喝了一瓶價值20元的清照園，一共花了139元，單據上寫著“辦事處來為村務”的字樣。2009年10月15日的單據上列出了10個炒菜、6盒將軍煙、一箱嶗山啤酒，一共花了382元錢。
還有一張印著“燕棚窩村村委會”的信紙上面寫了一個證明：“趙慶文為新農村建設等應酬共計飯費5845元”。趙承才介紹，那段時間是村里建設“生態文明村”消費的。
村支書、主任簽字認賬用了一個小時
欠款一年年積壓，前任村兩委總以村里沒錢為由一拖再拖。“2011年村里換屆，村兩委負責人換人了。”趙慶文兩頭跑，“主任推書記，書記推主任，我夾在了中間。”
2013年10月，在現任村支書周德亮、村委主任王延松及前任村兩委負責人在場的情況下，周德亮和王延松接過了所有單據，承認了前任村兩委的欠賬。“街道辦事處東梧管理區的會計審了趙慶文的賬單，確實屬實，我和村主任就簽字認可這個賬單。”9日晚上，周德亮說。
一共有100多張單據，兩人簽字就用了一個多小時，上兩屆村兩委欠下的錢就轉到現任村兩委頭上。
飯館老板父母
住進村委辦公室
“當時簽字的時候還是穿短袖，現在都穿羽絨服了。”2013年12月底，趙慶文找到了周德亮，“他說村里現在沒錢，無法還賬。”
“村里根本沒有錢。”談起趙慶文的債務，前任村支書趙承才和現任村支書周德亮均提到現實的困難。“咱們是個山村，沒有集體企業，除了上級撥款，村里創收很少。”趙承才說道。
今年1月2日，趙慶文為給村兩委施加壓力，將父母搬到了村委會二樓辦公室居住。當時，東梧管理區書記姜煥亮和村兩委成員在開會。“我當時囑咐村支書和主任給趙慶文處理好欠賬。”姜煥亮說道。
1月4日，周德亮和王延松一起找到了趙慶文，表示每個人各自拿出5000元錢。趙慶文拒絕了這個提議，“還的錢太少了，剩下的錢怎么還沒有談攏。”
1月6日，在姜煥亮的協調下，周德亮和王延松提議每人拿出10000元給趙慶文。“我希望能夠先還4萬或5萬元，但剩下的錢要寫一個還款計劃。”
1月9日上午，姜煥亮稱，將繼續聯系周德亮和王延松，幫著趙慶文訂立還款計劃。
與“沒錢的”村委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村口那塊5米多高的大石頭，上面的文字顯示，這塊石頭是2012年由村委會豎立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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