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少，但教課好，高校教師能否評上職稱？近日，煙臺一所高校試行“教學型教授”引發熱議。記者采訪發現，多數高校職稱評審仍按照一個包含論文、課題等的量化指標體系操作，一些高校的青年教師從助教到教授，至少要發20篇核心期刊論文，最多甚至達上百篇。
本報記者 張榕博 尹明亮 實習生 竇梅華 杜貴凱
一線教師講課多，評職稱卻倒數第一
雖然這學期每周要上30節課，對學生也認真負責，但因為沒有一篇發在核心期刊上的論文，這學期期末，省城一家高職院校的青年助教李小琳(化名)在教師評定中仍然評了倒數第一。
日照一家職業技術學院的年輕講師胡靜(化名)說，現行的職稱評審制度其實是一個包含論文、課題等的量化指標體系。
省城一所理工類院校的博士生導師說，在他們學校有這樣一位老師，57歲“高齡”依然是一位大學講師。因為講課能力強，他很受學生歡迎，而且還多次被邀請到全國各大高校去授課。由于忙于上課教學，忽略了科研成果，至今也沒有評上副教授，許多他教過的學生，因為懂得積累評職稱用的學術“指標”，甚至比他“爬得快”。
這位博導說，他1989年從山東大學畢業后應聘為高校講師，到2000年評上副教授，其間在各種期刊、學報累計發表論文10篇，出書三本，11年才晉升了一個職稱。
平均每年要在核心期刊發表兩篇論文
從助理講師到教授，到底需要多少年、多少篇論文和課題？記者采訪多個高校獲悉，高校評職稱，不僅有省里定的標準，還有高校內部確定的標準，甚至還要看領導的喜好，再分批次申報，通過省教育廳確認，標準和時間并不統一。
國內一所211重點高校的行政工作人員說，評職稱需要提供最近三年發表過的論文，在最新的職稱評定公示中，他發現從助教到講師，平均每年至少要有兩篇在國家核心期刊發表過的論文，換句話說，僅這個環節就需要六篇以上論文。從講師到副教授，又是六篇，從副教授再到教授還需要六篇，而且多多益善。如果今年評不上，明年繼續評，那么三年前發表的論文就作廢了。
“由于競爭激烈，一些高校從助教最終晉升到教授，最多要發上百篇。”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說。
“科研成果和授課能力是兩碼事，也是兩個容易沖突的方面吧。”上述博導感慨道。
胡靜則認為，論文中真正的學術含量其實不一定很大。“在我們單位，評職稱看的是論文發表的數量及論文發表期刊的檔次，至于論文在講什么內容，評審時很少有人看，有的高校在評審職稱時，甚至只要求提供論文封面和目錄的復印件。”
通常情況下，論文發表在哪個級別的期刊上，與論文質量有一定的相關性，但在近兩年，論文發表明碼標價，高級別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未必質量高。記者了解到，一兩萬元“購買”一篇核心期刊的論文已是業內的平均價格。
論文多也不保險，還得找評委拉票
至于課題，有教師評價說，評審多看重教師拿到多少課題，而不是課題所取得的學術成果。
上述博導告訴記者，由于學校名額限制，評職稱除了完成論文和課題“硬指標”外，還要人脈廣。“比如今年只有十個教授名額，即使你比往年評上同級職稱的總分高或者發表的科研成果多，也不一定管用，在學校評委投票環節，人脈廣、人緣好的候選人更有優勢。”
胡靜說，如此學術評議的結果就是，促使一些高校教師找關系發表一些科研價值不是很高的論文論著，在職稱評審時再托熟人找評委拉票。
對此，李小琳無奈地說，她很希望學校的評審能來聽聽她上課，但遺憾的是，評職稱很少看課堂教學。胡靜除了每天給學生上課，剩下的精力就都用于寫論文、四處求人發論文。
行政人員“權力”大，反能輕松評教授
曾經憤然表示“永不候選院士”的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原院長饒毅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在評選院士時，有些候選人因為學術以外的原因被“干掉”。“我1995年回國時，參加過中國自然科學基金的一個工作討論，其中就討論到一個科學家的課題，然后我就聽參評的人告訴我，這個人的丈夫剛剛去世，意思是得適當照顧照顧、安慰一下。我說我們討論一個人是不是好的科學家，首先就要去看他的科研成就、教學水平，但現在課題的申報和評審的很多因素與科學無關。”
山東師范大學一位教授表示，在現行“指標論英雄”的職稱評價體系中，一些行政人員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能輕松評上教授，對認真花費大量時間鉆研學術的教師來說是一種不公。
儲朝暉認為，高校教師評職稱拼“指標”和關系，僅是教育行政化的一個縮影，因為一切行政辦教育的結果都是簡單化、指標化對待教育，而專業的學術評價則被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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