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濟南城中村生態調查:打工成失地農民的第一選擇
隨著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許多農村集體土地因舊村改造等工程的推進而被征用。住上了樓房的農民如何適應向"市民"身份轉變?又如何面對"無法再以種田為生"的現實?濟南周邊無數個城中村的出現,裹挾了大量本地以及外來民工,成為一座城市的風景。
奧體片區:
驟富后的坐吃山空
奧體中心的興建讓石河嶺村一夜暴富。
"按照每人40平方米的安置標準,又發放了相應的征地補償款。"石河嶺村委會工作人員張秀芳介紹,征地補償款每人十多萬,"不管老人小孩,都是這個標準。"
2008年11月底,村民整體搬遷入住奧體中心對面的燕山新居,而同時,幾乎每家都分到了兩套房子,外加上百萬元的征地補償款。
而在此之前,這個位于歷下區龍洞辦事處的村莊,不過是個連出行都困難的小村莊,去趟濟南要一個多小時時間。地理上的遙遠距離,讓隸屬于濟南六區之內的石河嶺村人,將去濟南叫做"進城"。
"以前就靠幾畝薄地生活,日子那是一個窮,現在好多了,可以說是天翻地覆啊。"村民朱昌忠表示,在拆遷前他們人均耕地不到一畝,都是水田,每天像祖輩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事實上,驟富讓許多村民失去了努力的方向。
在燕山新居的小區空地上,寶馬、奔馳、奧迪等豪車隨處停靠,"幾乎每家都買了車"。將拆遷而來的房子住一套,租一套成為大多數家庭的生活來源。
68歲的石河嶺村民張德禎說,手里有了錢之后,個別村民就不大愿意工作了,"光租房子一個月就能有千把塊錢的收入,村里過年過節什么的還會發點福利,一個月千把塊錢的工作都不愿意干。""有的家里不缺錢,但不想讓孩子閑著,就讓他們就近找一份工作,開著車去上班,工資一個月卻只有千把塊錢,連油錢都不夠。"
與石河嶺村比鄰的龍洞村,享受與其一樣的拆遷條件。村民李守榮說,"頭回攥著這么多錢,許多人揮霍得厲害,更怕人的是,有人把錢放給高利貸,有人被下套合伙擔保,沒多久就賠了個傾家蕩產,社會上的騙子都來遍了。各種騙錢的方式,只要說得出名堂,我們全都見過了。"
丁家莊:
被拋棄的城市"洼地"
對于位于濟南東部的丁家莊來說,外來租戶已經成了它的主要構成。這個戶籍人口不過4000余人的村莊,目前居住了24000余人的外來人口--是本村人口的六倍之多。
歌廳、茶樓、網吧,加上不遜于大型批發集散地的丁家莊大集,讓這里成為打工者的天堂,而離開了耕地的丁家莊村民也將之視為商機,并成為近十年來支撐起整個家庭的生活支柱。
"吉房出租"的招牌已經成為丁家莊的標志,隨意停在某個胡同口,就有"有房嗎"的問詢聲傳來。與此對應的是,老舊的房屋、電線、殘破的墻體、路面,四處堆砌的垃圾、油污、臟水,以及雜亂擺放的車輛,就像有人所說"擁擠、破敗,以及嘈雜掩蓋下的躁動不安"。
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村里就已經沒地可種。村民們在自家平房上蓋了二層,用來出租。"十年之前房子太便宜了,一間房子一個月也就才五六十塊錢,這些年來隨著物價上漲,房租才慢慢上漲。"
在濟南連插間租賃的價格都上漲到了700元的時候,這個地方的十五平米的向陽房間,卻只能租出300塊的價格--"剛出來打工,身上沒有錢,條件差點沒有關系,只要有個地方住就行。"這是這里繁榮的重要原因。
2001年1月,濟南高新區管委會由火炬大廈遷址濟南高新區新區辦公大廈,高新區開始進行規劃調整,和丁家莊毗鄰且經濟狀況、村民生活都差不多的賢文莊、牛旺莊等紛紛投入高新區的懷抱。如今,這幾個村莊的村民都住進了新建的小區,拿到了打著"非農業家庭戶口"的戶口簿,徹底成了城里人。
這個被城市化裹挾的村莊,卻變成了濟南東部新城的一片"洼地",逐漸被拋棄。
盡管有房租,盡管年輕人可以打工,盡管靠著村企業退休村民每月能拿到五六百的退休金,但現實是,"芹菜都多少錢一斤了"。
濟南市將丁家莊列為2015年所要改造的城中村之一。這個村莊半村半城的狀態即將消失,迎接它的,是徹底的城市化。
失地農民的出路:
打工,打工,只有打工
"現在不忙種地了,服裝店交給妻子,我就能出來找工作了。"5月27日,天橋區人社局聯合桑梓店鎮政府在草廟王中心街中段舉辦面向失地農民的專場招聘夜市,忙著找工作的原草廟王村村民武興元這樣說。
過去,武興元在鎮上開了家服裝店,家里還有8畝地,從未想過打工,"以前可抽不開身,地里種著糧食,平時得有個人,農忙的時候要兩個人都靠上。孩子還不大,也得有人照看。"
但現在,作為桑梓店鎮1.3萬失地農民之一,武興國不再擔心家里的麥收,他解決生計的方式,變成了打工。看著家門口新材料產業園,"去工廠或者做電氣焊都不錯,在家門口上班也方便照顧家里。"
實際上,打工幾乎是失地農民的第一選擇。
2006年,歷城區啟動唐官片區改造工程,包括大官村在內的四個村莊要拆遷。村民喬建國說,"打從大官村沒了耕地,原本種地的人就打工了。不用看別處,天天一大早,就在我們小區門口,鄉里鄉親都騎車出門,個頂個穿著制服,男的當保安,女的當保潔,隊伍齊刷刷地。"
喬建國家就是個典型的打工家庭。他在一所本地中學當保安,老伴在名士豪庭當保潔,兩個接近60歲的人加在一塊,一個月能賺2500元。"原本我家收入算中上游的,不過比現在還是差遠了。你算算吧,一畝糧食年收入1000元,三畝地最多能賺4000元,原本要忙活一年的,如今一個月就賺來了。"
事實上,為了讓失地農民能夠更好地走上就業崗位,濟南各地都辦起了農民工培訓。2013年10月,濟南市首個"農民工夜校"開班。
這個位于天橋區的夜校,包含電工電焊、面點、保健按摩、育嬰師等免費培訓內容。"需要什么樣的培訓,還可以'下訂單'."該負責人說,參加培訓的農民工通過考試后,可獲得濟南市人社部門頒發的職業資格證書。
濼口街辦相關負責人說,"濼口片區有10多萬人,有一半是流動人員和失地農民,我們將開設90余項培訓內容,讓他們在家門口就能免費學到一技之長。"
■延伸閱讀
60年,戶口家與國
1958年,農民被拋棄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頒布,三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分得了土地和房屋。禁錮并非一開始就有。最初幾年,城鄉之間沒有戶籍壁壘,人可以自由遷徙。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在城市中已經有生活基礎的人,都可以成為城市居民。
從1953年開始,國家開始實施重工業優先的蘇式工業化戰略。為了從農業提取積累,政府采取了統購統銷政策,驟然拉大工農業剪刀差,犧牲農民的利益來促進工業發展。中國進入票證時代,國民的一切生活用品都要憑"票"購買。
"統銷"分配的依據就是戶口。政府一方面在城市關住城門,用戶籍制度保證城市居民的食品供應;一方面在農村拴住農民的腿。通過農業集體化,把農民組織到農業合作社中,拴在土地上。
1958 年1 月,國家出臺了《戶口登記條例》,標志著中國城鄉二元戶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此后,中國的一切福利待遇,不管是公費醫療、退休金,還是產假、喪葬撫恤,都成為城市居民的特權。
改革開放后的有限放開
1977年11月,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首次正式提出嚴格控制"農轉非",要求把市鎮無戶口的人員基本動員回農村,之后又提出每年"農轉非"人數不得超過現有非農人口的1.5%。
改革開放后,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出來,要在工商領域尋找新的出路。當時國家的政策思維還是在簡單的保護城市上面,對農民進城是限制的,最初的政策是"離土不離鄉"。
1984年,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農民進入城鎮落戶問題的通知》,文件規定,有經營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鄉鎮企業單位長期務工的,公安機關應準予落常住戶口。這無疑是一個里程碑,給了部分人以"遷徙自由"。
90年代以前,更多的進城打工農民被稱為"盲流"。在全國的"盲流大軍"中,還夾雜著一支躲避計劃生育政策的"超生游擊隊"。農民進城打工,必須三證齊全,即身份證、暫居證和用工證明,三者缺一不可,否則會被收容遣送。
除了農民工,為一紙戶口發愁的還有接受過高等教育、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人群。隨著高校擴招,畢業生越來越多,他們在大城市里就業、納稅,卻無法享受平等的教育、醫療、住房等福利待遇。(本刊記者尹叢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