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倉 庚
監制 | 藍 色
設計 | 倫倫 排版 | 榴 蓮
出品 | 山東省文化和旅游廳×山東省旅游推廣中心×新浪山東
黃河從這里入海 | NO.23 濱州惠民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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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氏莊園
惠民的魏氏莊園為中國最著名的三大地主莊園之一,另兩處分別是山東棲霞的牟氏莊園,四川大邑的劉氏莊園。魏氏莊園的特殊之處在于,它是中國最大的城堡式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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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次之地,城堡最宜姓魏
惠民一帶是黃河三角洲開始,是大河將近末尾,也是農耕土地行將終結之處,始皇帝以為河入東海,有神州陸沉之虞,疆土東野或有不臣之心,所以東臨碣石,設為厭次之縣。巧合的是,莊園主人的魏氏的魏字,也契合了這里的河海地理形勢。
委字,含義之一就是末尾、終結,另一個寓意則指向幼稚、弱小,有等待成長之意。例如,事有原委、委員等詞語,對應上述字意。
而鬼字,負面含義終結、亡故之意,正向含義則為根本、嚴肅、深沉堅固之意。
魏字,主要發揮了委、鬼的合成后的正面含義,指向為門戶進出的把控、切換之地,例如高大的城門、國門、大地的主要關塞要地等等。例如,魏闕是高大的城門樓、宮門樓,也通于巍而形容山勢高峻。春秋戰國時的魏國,主要位于山西南部、河南中北部與陜西東部,這里是黃河、太行、三門峽等地,為天下最大門戶緊要之地,所以開封也叫大梁,為魏國都城,擔當了、把守著天下黃河的一大津梁。
過了鄒平的長白山,就進入了廣義的、歷史生成的黃河三角洲地帶,就進入了“魏地”:山水盡頭,須建要塞;水土重構,萬物委身。鄒平有魏橋鎮,惠民則有魏集鎮[編者注:魏集古村落內河道交織,古街錯落有致,古鎮古碼頭,黃河文化、魯北民俗文化、古鎮文化在這里融匯],兩地分居黃河南北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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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次命名意在鎮守邊疆,魏字則相應以國門高大森嚴,于是,魏家的城堡式莊園就成了本土文化與家族、歷史文化的真實在場,現身說法。
這里的生存廣闊遼遠,爛漫無際,但也缺少了山嶺的崇高與庇護、泉湖的深邃與涵詠,平面化的生存,顯然過于單薄。
崇高的解決方案一般是建筑高塔、城堡,像聊城的光岳樓、濟寧的太白樓,仰泰山之光,慕太白(長庚金星)之風,是謂效法天道。而深挖地下的例如濟寧地下酒窖、地下博物館等等,甚至菏澤曹縣的棺材制作,都是意欲內斂儲備,存之久遠,是尊地道。魏氏城堡兼而有之,城高院深,敦厚而威嚴。厭次后改名為武定府,為玄武深沉、堅貞、掌控之意,魏氏莊園與武定府衙與城墻等重要的文物遺留,都成了惠民平原上的安身立命的標志性建筑。
遠離了大山的祖地佑護,遠行至此的魏家,就自設津梁的叫魏橋,自開容留匯通的場域叫魏集,自建鎮守總攬的就叫魏氏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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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氏莊園與牟氏、劉氏等莊園的差異
三大莊園都是農耕文化末期的士紳地主階層的生存狀態的寫照,各有差異,地域性表征最為明顯。
棲霞一帶山地丘陵眾多,水土緊密,最宜固守聚集,所以牟氏一族僅僅在牟墨林一代就囤積了4萬多畝耕地,稍后很快就達到了6萬畝耕地、12萬畝山場,成為中國北方最大的地主。膠東一隅,山水獨裁,所以云霞棲息,物有所歸。就像其族姓一樣,牟從厶從牛,厶(si)字表達的謙卑內斂而效仿的坤卦大地之德,牛字所指向的鄉土更是家族宿命所系。牟氏也成了最典型意義上的傳統大地主,莊園內族大枝繁,宅院極多。
四川大邑的劉氏莊園,地處成都平原的邊緣,是軍閥割據的“根據地”,也是時尚都市的對接之處,因此具備了一定的“進化”能力。民國時期的劉家,是四川最大的軍閥,有同族的劉文輝與劉湘在爭奪各自地盤。劉氏莊園就成了地主與軍閥、洋務等地方勢力的一時混合,為大地主階層在時代變革中的“積極”演化形式。就像亂世生存的江浙的蔣介石集團,從代言紛繁復雜的既得利益的地主、工商業資本、海外資本而走向嚴重的“股權”紛爭,從而演化出了一個反噬各個股東的軍事獨裁集團,是自保,也最終走向自爆與自我反動。劉氏莊園刻畫的時代性,最為典型,中西雜糅,地方勢力錯綜盤踞,為地域性權貴的頑固留存。
1855年黃河改道惠民了,1890到1893年就有了魏氏莊園,黃河帶來的不僅是泛濫之憂,也帶來了更為嚴重的社會動蕩與變革。大時代的轉型之下,魏氏家族成了夾在牟氏與劉氏的新舊類型之間的一個大地主類型,進退猶豫,漂浮難定,只有先求得當下自保,于是也就有了自成一體的城堡式建筑。
為求自保,魏氏莊園的修造顯得過于拘謹刻板,高度的防御性帶來了內部空間的遮蔽與壓抑,生存樣態只能表現為“人丁不旺”,缺乏開放的勇氣與創生活力。在鄉村里,城堡式私人住宅的邊界感太強,始終無法融入整體建筑群落之中,也就失去了原本農業的社會生態依托,自絕于眾,難以存續。
牟墨林名氣稍好,后人也因此在新社會的批斗中得到當地村民的寬容與保護。劉文彩則是惡貫滿盈,最是臭名昭著。魏肇慶作為魏氏莊園的首創者,雖然相對潔身自好(譬如堅持一夫一妻,合法經商等),但也因為相對保守而家族很快寂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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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集書會
胡集,是惠民縣東南最大的一個集鎮,每年農歷二、七逢集,夏歷正月十二是春節后的頭一個大集,這天必開始舉行燈節書會。胡集書會從元朝興起,至清初極盛,一直沿襲至今,已有700余年的歷史。最早源于曲藝藝人的競技活動,后逐漸演變為以聯誼為主、具有習俗性質的自發性漢族民間曲藝交流活動。現如今已經和燈會都成為元旦的固定項目。
歷史上書會上的各種曲藝形式豐富多彩,有西河大鼓、木板大鼓、毛竹板書、評書、渤海大鼓、山東快書、山東琴書、漁鼓書等。
清末民初,隨著海運以及聯動的內陸河運的興起,惠民一帶的地方商業日見繁榮,胡集書會達于鼎盛,輻射于周邊50多公里范圍以內。
2019年11月,胡集書會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胡集書會的興起,是地方商業活動的直接結果,也是地理環境與本土文化意象的投射,其地域性、民俗性特征十分明顯,個性獨具。
大河下游,乃河海口岸之地。河道眾多,則水口多多,內外風氣交互,最有“口”、“口舌”與言說的地理象征,也最有韻味。
水曲則有情意,溫潤所以細膩,靈動所以流暢。水去風來里,如言辭應答,主客相向,曲調時或唱和。
例如曲藝重鎮的天津,不但有書山會海,而且近代最有語言天分的趙元任[編者注:(1892年11月3日—1982年2月24日)現代著名學者、語言學家、音樂家]就出生在天津,他最善于模仿各種方言,還推動了國際音標制定,位列民國清華“四大導師”。
巧的是,趙先生祖籍江蘇省武進市本就是河海湖運(河)之鄉,稟賦似乎尤為前定。語言學家呂叔湘出生地是丹陽,也與武進一樣,臨江、河之口。至于蘇州評彈,昆山有水磨腔,莫非水入深巷,船過畫橋。
水聚了,路多了,“口竅”開始雜多,生態才可以多元多樣,原創表達的訴求就多了,匯聚融合也多了。船家擺渡、行人過橋、上下游順航,都是“底層”的物的流通,是人與人的衣食相遇和求謀,水曰潤下,不求“升華”,最善性情,所以市井流連,外來的故事都是新編,言辭有各種新巧。
胡集在徒駭河、黃河、濟水間,在齊地與幽燕之間,很久之前就是方圓百里最大的市集。胡字,古是四面八方(十)來聚(口),月是月夜,進一步寓意則是收獲滿滿、飲食宴樂。在胡集,胡字之月更是應景于元月之夜,在每一年元宵燈會節日前后,有四方云集,書會盛大開場。
這是平民的嘉年華,與權貴雅士無關,原創快樂,口語親切。
名副其實的還有與之相伴的商業活動,不玩概念,不搞噱頭,熙熙攘攘,實體者實在。
小農經濟當下的藝術形式例如秧歌、地方戲曲等,都是“土特產”,當鄉土與鄉土開始連接,物質流通的市集就出現了,書會等藝術形式也隨之出現。
在“基層”,邊緣與邊緣開始融合。上游山口與山口的貫通,河南寶豐縣的馬街書會就形成了。下游河流與河流的相遇的地方,胡集書會就出現了。
權力的匯聚,在上為宮觀,于下為莊園,而底層村落里的物資與生活發生的匯聚,是市集。城市的標準化尚未到來,流水線的生產與生活尚未到來,商業依然保留著生活的、地域的氣息,民俗與民俗之間是原生素樸的會面。
民俗不只是文化下沉,而且是文化的更廣泛的深入與實現,它尤其是中國文化的真正原創之地,“上山下鄉”是接受教育的,“鄉村”不是被發動與訓斥的。
沒有豐富多樣的地域性民俗文化的中國,將不再是中國。
沒有書會的胡集,正是一群人在原有精神世界荒蕪與凌亂的時候,竟然被說成是時代進步所致,那么那種進步一定是冷漠的,甚至是血腥的。民俗尤其是藝術領域的文化活動一旦停滯,底層就徹底被所謂的進步拋棄了,民眾開始破產,文明也就失去了真正的生態基礎,也就是失去了文明的肉身。
胡集書會是惠民之俗,也是民俗之有惠于時代者,只要這個文明還是生態的文明類型,還是黃河文化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