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海歸開公司8年：幫留學生用法律維權

　　在美國的遭遇讓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研[微博]的畢然意識到，留學生在海外可能面臨的困難和無助，也讓這個學法律的男孩感到“有責任、有義務”幫助別人。如今，他創立的中國留學生法律援助中心，已幫助近百人解決海外法律問題。

　　在美國留學[微博]離不開法律

　　畢然第一次萌生為留學生做法律援助的念頭，源于一次不太愉快的經歷。

　　2013年年底，剛在美國拿到臨時駕照的畢然開車出去玩，不小心在高速公路上超速，被警察攔了下來。交警告訴他“繼續往前走”，意思是出高速口后停下來，但他沒太理解對方的指令，以為沒事了，于是上車離開。

　　向前行駛一兩公里后，后方突然警鈴大作。第二次要求畢然停車的交警已經有些生氣了，迅速將他拷起，掏出手槍指著他的頭，并在審問和檢查他的臨時駕照后開了罰單，還將車拖走了。

　　事情變得嚴重了。看到超速、無證駕駛、跟前車距離太近、拒捕等罪名時，畢然才哭笑不得地意識到，自己可能面臨牢獄之災。

　　他開始向律師求助，但美國律師的收費標準“太不靠譜”，要么按小時收費，每小時500美元(約合人民幣3104元)，要么收費1000美元(約合人民幣6209元)，只寫一份律師函。正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商法碩士的畢然也算半個業內人士，他決定把交通法規啃下來，自己打官司。

　　“我在大多數指控上都勝訴了。交警本身也有問題，很情緒化。”畢然告訴《青年參考》記者。

　　這件事后，畢然感到，留學生很容易遇到類似的法律問題，但因對美國法律一無所知，遇事往往一籌莫展。美國律師收費很高，普通學生很難承受。

　　就這樣，畢然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開始義務幫身邊的同胞處理法律事務，并在美國注冊了一家非營利機構。一年多的時間，他們接待了近百名學生，案件涉及家庭暴力、性騷擾、持槍搶劫、暴力傷害、交通、租房糾紛等領域。

　　他的一位學妹將租來的房間高價轉租出去，違反了美國的相關規定，遭到租客索賠，最終在他的幫助下協商解決。

　　一家華人環保組織用谷歌上搜索到的圖片做網站主頁，被控告侵犯知識產權，對方要求賠償幾萬美元。在畢然的幫助下，最終賠款1000美元。

　　一個女孩在網上買了一只狗，匯錢過去后，對方就杳無音訊了。對于這種財產損失，畢然只能協助她報警、出庭，但他坦言，很難有什么結果。

　　畢然告訴《青年參考》記者，在中國，只要行為符合社會規范，通常不會觸犯法律，而在美國不同，很多意想不到的小事都可能引發法律上的大麻煩。比如，伴侶之間也許只是吵架或偶有肢體接觸，但很可能被指控有暴力行為，輕則被罰做社區勞動，重則拘留半年左右。

　　“美國是法律社會，律師的作用體現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全民對法律都有需求，留學生也不例外。”他總結道，“創業需要懂公司法，想留在美國涉及移民[微博]法和勞動法，就連結婚、離婚、繼承遺產等都離不開法律，多懂一些法律知識是必要的。”

　　“事前的普法教育比事后彌補更重要”

　　2014年，畢然在北京創辦了中國留學生法律援助中心，將法律援助事業帶回國內。此時，他已意識到“事前的普法教育比事后彌補更重要”。

　　在美國，很多留學生在租房時遭遇詐騙。職業騙子在網上虛構房源，視頻、地址都是假的，專門騙取數千甚至上萬美元的押金。當地業主也可能設置一些條款陷阱讓租房者落入圈套，比如柜門壞了要求高額賠償，找各種理由不退押金等。

　　由于涉案金額不多、手法隱蔽，受害留學生很難從警方那里得到幫助、挽回損失。公寓租賃公司雖然有保障、服務好，但價格昂貴，1000美元就能租到的房子，通過第三方公司得花1500美元(約合人民幣9313元)。

　　對此，畢然的建議是，留學生在租房前最好找朋友實地確認房源的合法性和真實性，有沒有安全隱患問題、地理問題，以及室友是什么樣的人。簽合同時盡量找由律師草擬的合同范本，這樣漏洞較少。

　　曾有好友在美國遭遇持槍搶劫的畢然，對安全問題也十分重視。他建議留學生不要為了省錢租住在治安差、人員混雜的窮人區，而是要選擇安全狀況好一些的住宅區；盡量不要晚歸，晚上找伙伴一起行動；關注網上的安全犯罪地圖，提前規劃出行路線。

　　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踏出國門，到完全陌生的環境求學，但因為對國外法律不熟悉，很容易發生糾紛。為了防患于未然，過去一年多，中國留學生法律援助中心在國內各個國際學校舉辦了數十場講座，從交通、生活、選擇寄宿家庭、文化差異等方面分條列舉，向準留學生和家長[微博]普及國外法律和安全情況，告訴他們如何做好預防措施，出事后應該怎樣積極應對。他在美國的團隊在繼續努力幫助留學生解決問題，并在當地高校舉辦了約20場講座。

　　如今，畢然將精力投入在撰寫、出版留學生法律常識手冊上，他打算將留美學生案例、美國普法材料等集結出版，方便留學生和家長閱讀。

　　不過，畢然告訴《青年參考》，學習法律和安全常識只是以防萬一，留學生和家長不必對國外的生活過于擔憂。“只要事先做好心理準備和法律研究，有安全意識，大部分留學生完全可以應付海外生活。”

　　開公司八年的資深“創客”

　　從一開始，畢然就沒打算靠法律援助中心賺錢，一來“違背初衷”，二來涉及收費問題，中國學生和家長大多“很敏感”。因此，這個純公益性的項目全靠他個人收入支撐，全職員工的工資也都是他自掏腰包。從外表很難看出，這個26歲的沈陽小伙兒已是開公司8年的資深“創客”。

　　畢然告訴《青年參考》記者，他在高中時就準備出國，高一、高二花了兩年專心準備，但由于擔心申請不到頂尖大學，到高三時決定放棄，專心準備高考[微博]，并考上了中國政法大學[微博]。當時，他身邊已有不少朋友在國外讀書。

　　2008年高考結束后，18歲的畢然和幾個朋友一起，開始做留學咨詢和教育機構。在他看來，自己有資源、有經歷，比很多創始人壓根兒沒出過國的培訓機構水平高得多，無奈學生家長“不識貨”，看他年紀小就盲目質疑。

　　“當時定位比較草根，也沒有太多預算，就是印了傳單到處去發。那時的創業氛圍沒現在這么濃。”畢然回憶道，父母希望他踏實讀書，考個律師、公務員[微博]，捧上鐵飯碗，但他自己堅持“折騰”。

　　到北京上大學后，畢然沒有放棄留學事業。除了有合作伙伴在當地堅持，他每個月也跑回沈陽好幾趟。兩年后，他將公司搬到了“市場和環境更好的北京”。

　　“只要時間安排好，就可以做很多事，多工作、少休息就可以了。”他告訴《青年參考》，到美國留學時，他順便幫自己拓展業務，開了家分公司，專門為低齡留學生及家長提供課程設計、課外活動、志愿服務、申請規劃等服務。

　　公司發展并不像畢然想象得那么順利，他經歷過不少挫折。團隊中不少成員一開始加入是為了“好玩”，發現這份工作既不光鮮，又要付出很多時間后，就選擇了放棄，這對公司而言無疑是不小的損失。直到畢然碩士畢業，隨著年齡、閱歷的增長和行業影響力的增加，壓力才漸漸轉輕。

　　如今，這個“享受做事樂趣，愿意解決問題”的年輕人算是走上了事業的平穩發展期。他告訴《青年參考》，公司十幾名員工全部是從業3年以上的“老手”，“沒有閑人”，美國分公司有4名全職員工，還有四五十名來自斯坦福、伯克利的學生做兼職。

　　在開展法律援助的過程中，畢然目睹了不少無良中介收取高額費用卻不用心幫學生申請學校的案例，他決定用自己的努力改變混亂的行業現狀。

　　“很多機構要求家長提前把費用繳清，最終，出色的孩子只申請到了一般大學，很可惜。”他說，“我們的業務是簽約不收費，還給學生1萬元保證金，如果沒申請到滿意的學校，就不用退還這筆錢。我們還承諾幫學生找實習機會、保證第二年申請成功。”由于學生比較理性、公司定位明確，目前還未發生過拿不回保證金的情況。

　　經營留學公司的經驗，讓畢然更清楚留學生需要什么，這對他開展法律援助幫助很大。他清楚，僅靠個人的力量很難將法律援助中心做大，但他不愿意讓法律援助中心變成“幫助招生的機構”。他說，事實上，二者沒有太多交集。

　　“我希望下一步能找到跨國律師事務所、跨國企業等進行合作，它們都有社會責任方面的預算。”畢然樂觀地告訴《青年參考》，“它們可以提供資金、人力支持，我們搞不定的案源也可以交給靠譜的律師，我們的法律援助中心會越來越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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