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全國多地叫停打車軟件的專車業務,引發了人們對于出租車行業相關問題的關注,關于專車是不是變相“黑車”的議論也越來越多。全國兩會上,這個熱點持續發酵。
政協會上,全國工商聯遞交提案,建議盡快廢除出租車專營制度,讓出租車行業回歸市場經濟的軌道。
全國工商聯的提案提到,出租車行業的種種矛盾,均緣于“數量管制”制度,出租車牌照是行政特許下的行業壟斷資源。提案認為,一般情況下,數量管制一定會帶來行業準入歧視,然后催生利益集團和暴利現象,像出租車這樣一個技術門檻低、經營水平要求不高的行業,無論如何不應該享受這樣的暴利,更不應該讓公眾為這種“暴利經營”掏錢埋單。
“在濟南,我打過幾次車,說實話不好打,還不如坐公交車方便。”3月3日,住魯全國政協委員、山東省僑聯主席梁波說,如今他一出門兜里都裝著公交卡,“濟南城市不算大,五六年前你要有個急事,指望打車去,等個幾分鐘總能坐上車,耽誤不了事。現在不行了,辦急事指望打車去不靠譜。”
自從有了滴滴等互聯網約車平臺,百姓的出行可以更有計劃性:出門前幾分鐘約輛車,已經成為不少人出行的必選。但對于不熟悉手機操作、沒有網銀的老年人來說,出行依然不方便；同時,由于越來越多的約車,車輛就那么些,導致這部分人的出行選擇空間更加狹窄。
長期以來出租車行業實行特許經營,意味著凡是進入這個行業的出租車司機,除了必要的租車費用、管理費用,還要付出更多:要租車得給“中介”好處費,這個數額在2萬到4萬元不等,有的還要更多；必須到出租車管理公司指定的地方維修保養,這部分費用也比正常維修保養要高；車到了年限,出租車司機必須買下,又得花將近2萬元錢……諸如此類的花費還有不少。
“出租車的壟斷經營,我個人考慮,一開始是因為個人買不起車,只好公司買車租給個人,就和如今的買房按揭一樣；可隨著社會發展,大家錢包鼓起來了,幾乎家家都能買得起車,你還用原來的老觀點、老辦法管理這個行業,肯定不適合發展需求。”梁波認為,原來人們上班工作,所選的范圍就是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如今很多人去工商那里登記一下,就可以自己開公司創業,“這和出租車的運營很相似。”
打破出租車行業的行政壟斷也是全國政協委員、著名律師施杰的態度。他認為,政府現在正在力推簡政放權,出租車行業特許授權應放開,“一旦放開可能讓老百姓更方便”。他對打車軟件和“專車”持肯定態度,“正是由于有市場的需求”。
“出租車的運營管理到了必須要改的地步,但也并不是簡單的‘放權’問題。”梁波告訴記者,“放權”很簡單,難的是放了以后怎么辦,管理能不能跟上,“這是對政府管理職能的挑戰。”
“應該打破出租車牌照的壟斷式管理,放開出租車市場,讓市場來決定出租車數量的配置。”全國政協委員、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認為,至于放開之后如何管理出租車市場,“應該學習湖南湘潭的經驗,湖南湘潭實施的公司化經營、規模化管理、取消份子錢模式等舉措都非常值得借鑒。”
在山東省政協此前作的一項民生調查中,很多出租車司機提出要求“獨立”,擺脫公司管理,由市場決定出租車數量,成立行業協會管理。對此,住魯全國政協委員、青島市政協副主席王修林有不同看法。
“我認為出租車牌照不能向市場放開,還是要采取特許經營的方式來運營。因為這關系到一個城市的交通安全。”王修林委員還認為,“協會是一個自律組織,不能替代監管職能。如果現存的利益各方都從各自的利益出發去談改革,那么改革永遠不會到位。我認為應該系統地去研究,從行業屬性出發去研究,把問題都擺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