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原計劃，2013年中美元首第一次會晤應排在秋天，借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峰會場合�？稍�2012年11月，奧巴馬贏得美國大選連任后不久，習近平即接任中國最高領導人，并于次年初完成法律交接程序。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大國元首，有太多的事情要溝通，但要等一年才見面，不可思議。雙方都很著急，美國更甚，遂有6月上旬的私密會晤，拋開外交上的面子與繁文縟節，順應大形勢。

　　“中國威脅論”經過近十年的集中發酵，再經過全球金融危機的催化，再加上近期發生的諸多消極案例，時至今日，華盛頓的官、學、商、媒各界，均彌漫著一股非常濃烈的對華敵意，凸顯美國對中國的焦躁情結。

　　美國“反恐”中國坐大

　　美國對中國的焦躁大致可分為三個層面：在結構層面，冷戰結束后開始的美國對華結構性焦慮，即結構性“中國威脅論”；在戰略層面，經過十年“反恐”戰爭后，美國突然意識到，中國幾乎一夜之間坐大。美國錯過了對付中國的戰略機遇期，既想“亡羊補牢”，又力不從心；在動態個案層面，有關中國威脅的各種負面案例不斷累積，美國把中國塑造成加害者形象。

　　美國新一階段對中國的焦慮源于小布什總統時期。當時，美國精英階層已經意識到，中國將是美國的大麻煩，至少是潛在大麻煩，曾對中國磨刀霍霍。然而，“9・11”事件改變了美國的戰略部署，把中國從美國優先對付的名單中往后挪，當務之急讓給“反恐戰爭”。可是，十年下來，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美國軟硬實力嚴重受損，但并未傷筋動骨。當美國再回過頭來看時，中國已經突飛猛進，再想辦法圍堵中國，已經越來越力不從心，慣性舊式思維中找不到新辦法。

　　盡管美國的制度安排有超強的糾錯能力，然而，在針對中國議題時，一旦出現問題，無法反省自己，只是一味指責中國，對中國開批斗會，近似于中國“文革”。

　　奧巴馬訪華后中美關系因何不進反退

　　基于對中國的結構性焦慮和戰略性焦慮，在牽扯具體案例時，美國就特別敏感，并呈現出個案的焦躁，甚至狂躁。有一段時間，中美之間莫名其妙的系列外交摩擦，凸顯美國對中國的焦慮登峰造極，近期，隨著中國與鄰國的領土糾紛、黑客事件等，美國又迎來新一波對華憂慮。黑客問題是特別能夠挑動美國敏感神經的問題，甚至很容易引發美國對中國的“同仇敵愾”。

　　熟悉中美關系的人可能還記得，奧巴馬上臺不久即訪問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高峰時期，奧巴馬試圖通過訪華，與中國領導人建立關系，實現中美關系的“無縫對接”。可是，奧巴馬回國不久，中美兩國在一系列問題上出現嚴重摩擦：美國決定售臺武器、奧巴馬接見達賴喇嘛、在世界氣候大會上針鋒相對、在核安全峰會前讓中國難堪……當時，給人的感覺是，美國已決心跟中國對著干，還頻頻批評中國傲慢、自負等等。一時間，讓中美兩國的精英階層目瞪口呆，不明所以。

　　此事已過去多年，有消息稱，奧巴馬當年訪華時曾有一段很不愉快的經歷，導致奧巴馬跟中國翻臉，從無縫對接來了個180度大逆轉，進而對中國采取了一系列不友好行動。

　　“習奧會”如何化解美國焦慮

　　歷史上，中國領導人從未真正與美國民主黨總統建立過友好關系，尤其沒有友好的個人關系。尼克松訪華以來，全是共和黨總統跟中國一代又一代保持個人關系友好，而沒有民主黨的份。另一方面，奧巴馬既是民主黨總統，本人性格又比較冷與酷，不善于跟人交朋友。

　　與此同時，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個性突出、充滿自信。其外交上的很多新提法至今讓美國人“找不著北”，比如，在人權問題上提出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美國一直認為自己最有發言權)，太平洋足夠大，能容下中美兩大國(美國一直認為太平洋是其專屬的)。此外，從中共18大之后，可以看出，新政府的外交路數明顯跟以前不同。因此，兩國領袖這一次能否無縫對接，值得觀察。如果見面之后，沒有下文，只是公對公，那就很麻煩。這說明兩人尚沒有取得個人互信，未來中美關系還將充滿諸多變數。

　　總之，不管習奧會有啥結果，化解美國對中國的焦慮的工作都應該做起來、做下去，即使不能化解，至少也應努力減輕一些。實際上，從地緣安全角度分析，中美在東亞不存在安全競爭，中國也就不是美國的根本威脅；在黑客問題上，不要隨便去冒犯美國人骨子里最在意的東西――侵犯隱私，包括個人隱私、企業隱私和政府隱私；在方法論上，美國其實就是重商主義國家。美國總統柯立芝名言：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意即美國的事情就是做生意)。順著這個思路，中美之間幾乎所有問題都能找到解決辦法的切入點。

　　袁鐵成(克危克險高級分析員，專事中國“走出去”的地緣投資風險評估與咨詢)

　　
新浪獨家稿件聲明：該作品(文字、圖片、圖表及音視頻)特供新浪使用，未經授權，任何媒體和個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