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中國創新，打破西方制度迷思

    “集體領導制”是“創新者”

　　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制”，以其優異的實踐證明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巨大優越性。基于“集體領導制”的歷史發展邏輯和制度創新內涵，這一機制的比較政治優勢可概括為：決策行為不翻燒餅、決策效果可預期、決策影響可預見、決策思路可延續。

　　與美國的“個人總統制”相比，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制”是現代國家制度典型的“后來者”和“創新者”，因為后者的制度產生時間要晚得多。但是“晚有晚的好處”，可以利用后發優勢，創新更加現代的制度，創新更加靈活的機制。事實上，中國的“集體領導制”明顯優于美國的“個人總統制”。美國總統個人權力過于集中，特別是對外決策幾乎是由個人作出的。他的決策失誤，就要由整個國家和全體國民來承擔，而他個人的損失只是不再擔任總統而已。

　　美國的“兩黨制”和“總統制”，其松散的政黨組織結構、羸弱的組織控制能力、低下的政黨向心力和決策智慧集成水平、“從天而降”(指全憑能言善辯、開空頭支票，獲得1/4選民的支持即可當選)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對實質性問題的忽視和拖延，使得美國的政治學者也不得不承認，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可能是更明智的，也可能更愚蠢。以奧巴馬為例，他在競選總統時向美國公開承諾，當選后將為美國創造500萬個新增就業崗位，通過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再創造200萬個就業崗位。而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2007年美國就業人數達到歷史最高峰，為14604.7萬人，而后一路下降，到2010年已經減少為13906.4萬人。對這一數據奧巴馬十分清楚，因此于2011年9月提出了4500億美元創造就業的法案，企圖為國民創造就業，但是國會就是拒絕合作，奧巴馬對此憤怒不已卻又無能為力。

　　對此，美國學者羅伯特·弗蘭克林·恩格爾評論道：當中國正在為下一代設計五年規劃時，美國(政治家)正在籌劃下一個選舉的計劃。即使是跨國公司的CEO也對美國總統和國會評價不高，而中國政府得到的評價則遠高于前者。事實也是如此。2002年中國確立了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并通過四個五年規劃實現這一核心目標。經過了“十五”計劃和“十一五”規劃的實踐，中國已經上了“兩個臺階”，提前實現了2010年的目標，凸顯了中國的制度優勢。

　　“分裂”的華盛頓將“一事無成”

　　我們看到，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現代國家，其權力機構既是分立的，又是多元的。這是出于權力之間互相制衡、制約的考慮，每一個權力機構都不允許其他權力機構的觸角進入自己的法定權力范圍內。但是這一機制本身就有幾種可能：它可能會互相制衡、制約，但它也可能會互相掣肘。

　　現實決策過程中更多的情況是，不同權力機構之間不僅存在對立、制衡的一面，更存在統一、合作的一面。但美國等國家并沒有這樣的協調機構和機制，因而就出現了相互對峙、相互扯皮、相互拆臺的現象。連奧巴馬總統自己也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一事實，稱“華盛頓將一事無成，因為華盛頓四分五裂”。

　　在當今世界23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國際競爭的主要內容是國家競爭，特別是大國之間的競爭；而大國競爭的實質是決策能力的競爭，這就如同兩軍交戰的背后是兩軍統帥指揮能力的較量；而決策能力競爭本質上又是國家決策機制的競爭。這并不取決于本國決策機制的好壞，而是取決于是否比對手更具優勢。雖然美國是最早創立總統制的國家，但200多年前的制憲家無法預見今日激烈競爭的世界。這一制度的某些部分已老舊、僵化，即使是奧巴馬深知這一點，也無法改革或應變。這就是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和自我鎖定。中國盡管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但也是最年輕的現代國家之一，有著極具創新力的執政黨。

　　中國要增強制度自覺和自信

　　只有比較才有鑒別。這對于我們打破所謂的“美國民主迷信”、“選舉原教旨主義”，進一步解放思想、增強中國政治自信起到重要作用。長期以來，西方世界就一直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視同為“一黨專政”，卻忘記美國總統是典型的“個人(總統)專制”；他們也一直抨擊中國不是民主國家，卻忘記小布什決策發動伊拉克戰爭，即使已經錯了，仍然不能自我糾正，更談不上對伊拉克和美國人力資本損失和經濟損失承擔任何后果，付出任何代價。近年來，國內也有很多人覺得中國的政治制度遠不如西方，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缺乏信心，有自卑感，每每談到政治、民主、自由，就“言必稱希臘”，對西方充滿羨慕感，認為自身落伍于時代，落伍于世界。這是毛澤東所批評的《法門寺》里賈桂的心態，他主張要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

　　我的評價是：中國共產黨人承受著世界上最龐大的人口、資源和環境壓力，面臨著世界上最復雜的國情，卻在最短的時間內為世界作出了最突出的減貧貢獻、增長貢獻和發展貢獻。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創新，而是具有深刻意義的制度創新和治道變革。它大大超越了幾百年來美國等國家政治制度的“一黨控制”、“兩黨分治”、“三權分立”的實踐與理論，彰顯中國人極大的政治智慧和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

　　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從來就沒有絕對“最好”、“最佳”或“最優”的制度或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制度或模式；在現實世界中，只有“最適合”、“最適應”的制度和模式，也是不斷調整、不斷適應、不斷變化的制度和模式。

　　中國創新并實踐了民主集中制，這種民主集中制又形成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制”，非常適合于中國的基本國情和文化背景，極其適宜于中國的發展階段和社會條件，十分適應于來自國內外各方面的考驗和挑戰，也特別有利于中國創造發展奇跡、治理奇跡。當然，這一制度從來都不是沒有缺陷的，更不是完滿無缺的，這就需要不斷改進、不斷完善、不斷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