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我和父母提了要辭職，本以為他們能理解，沒想到他們驚訝得差點跳起來，堅決反對。”坐在記者面前，在浙江省某事業單位工作了5年的陳洋(化名)又開始糾結起來。
“他們罵我‘是不是腦子壞了，這么好的工作上哪找，不知道多少人想進都進不了嗎？’‘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30歲的陳洋說，他實在是做膩了，但作為家里的獨子，又不能不顧父母的感受。
陳洋的父母都做小生意，家境中等以上，在就業時，陳洋有心做生意，但被父母否定了。父母認為，“做生意太累，不如到事業單位去穩定、體面”。在五年前，事業單位還很吃香，陳洋的不少同學也是如此選擇，他也就聽從了父母的意見。
陳洋從小學習優秀，最后考取了某名牌大學的研究生，一直被父母和親戚當成成功的例子到處宣講。陳洋也躊躇滿志，打算在單位干一番事業。
然而，一進入工作崗位，他就感覺自己被打敗了。
陳洋的崗位是“研究”，然而到單位之后才發現，這個工作主要是寫報告。“所謂‘報告’，多數時候就是幫領導總結政績。”陳洋說。
“剛開始摸不到門道，老老實實地寫上了單位工作中的不足。領導一看，拉下臉，大吼‘你以為你是誰，我吃的鹽比你吃的飯多，輪不到你對我指手畫腳！’”
陳洋說，打那后他就“學乖”了，寫報告就絞盡腦汁寫“高大上”的形容詞。“我以前最討厭這樣的八股文，沒有一句是實在的，什么成績斐然、形勢喜人，那些話寫完了自己都覺得惡心。人生最悲哀的莫過于變成自己曾討厭的人，我在寫材料的時候常常感受到這種‘悲哀’。”
“而且遇到各種考核、評比和視察的時候會特別忙，常常臨下班領導一個電話過來，晚上就得加班趕材料。還沒有加班費。”陳洋說，每天圍著領導轉，覺得自己沒有存在感，變成了一臺機器，每天忙忙碌碌，卻渾渾噩噩。
“以前還要參加很多‘應酬’，經常喝吐，胃變得很差，現在還沒養回來。”讓陳洋欣慰的是，中央頒布“八項規定”以來，他陪領導出去喝酒吃飯的情況少了。
從2013年開始，各種禁令導致收入下降。“我們一個月5000多元，以前每個月會發個千把塊的超市卡，逢年過節也會有小幾千的過節費。但現在超市卡、過節費都沒了，連年終獎都可能要大幅縮水。”他說。
陳洋自認為對金錢要求不是很高，但還是覺得這樣的收入水平有些“寒磣”。“親戚們都以為我每月有一萬多的收入，我都不好意思說實話。”他說，現在同學中在企業上班的都混得比他好。
“三十而立，我怎么都感覺自己立不起來。趁現在還有點激情，趕緊撤吧。”陳洋想辭職去創業，打算年后再做通父母工作，實在做不通，就“先斬后奏”。
“生活畢竟是自己的，不是父母的。”陳洋安慰自己。(“中國網事”記者周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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