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后，中國南北和東西部的體制化差別進一步放大，體制依附性最低的東南沿海，部分地方的主流社會不但沒來得及形成像樣的酒桌文化，甚至開始朝著悖離典型中國酒桌文化的方向發展。
中國酒桌文化的強弱并不完全由其體制化程度排名決定。北京、山東就是兩個明顯兩個特例。
1980代末，北京就與周邊形成鮮明對比，公務和商務宴請少有勸酒、灌酒。或許因為北京是權力中心，官員扎堆，不敢隨意造次；等級制森嚴的環境，酒桌文化對所有人都是極大負擔。此外，北京官員受教育水平遠高于外地，外事交流也讓其視野更開闊，不易形成酒桌文化。
山東未必是公認酒量最大的地方，但卻是公認的酒桌文化第一輸出大省。如果以體制化程度看，山東其實是北方地區體制化程度較輕的地區，但它又被公認為官本位思想最強的地區。這或許是其酒桌文化地位的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