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會城市，通常是一個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和教育中心，各類優質資源在此集聚，也使得省會往往是該省人口最多的城市。但全國也有9個城市，它們不是省會城市，常住人口數量卻居于該省首位。
這些城市有什么共同之處吸引了人口的集聚？而人口集聚的規模效應是一個城市繼續壯大發展的主要動力，在未來的城市競爭中，又能否轉化為新的優勢促進城市發展？
哪些城市的常住人口比省會多？都在胡煥庸線東南方
圖片來源：澎湃新聞網經澎湃新聞不完全統計，截止2016年底，全國共有9個省份的常住人口首位城市（首位城市，人口規模最大的城市）并非省會。
這些省份分別是：江蘇、福建、山西、安徽、江西、山東、河南、貴州和內蒙古。
具體而言，江蘇蘇州、徐州，福建泉州，山西運城、臨汾，安徽阜陽，江西上饒、宜春，山東臨沂、濰坊、青島、菏澤、濟寧，河南南陽，貴州畢節、遵義，內蒙古赤峰、通遼，以上共18個城市的常住人口數量超過了該省省會。其中，蘇州、泉州、運城、阜陽、上饒、臨沂、南陽、畢節和赤峰分別摘得該省常住人口總量桂冠，成為人口最集中的地方。
此外，浙江溫州、廣東深圳、河北邯鄲、湖南邵陽這4座城市的常住人口數量雖然不比省會多，但與之非常接近，同樣也是省內人口集聚度較高的區域。
從地圖上可以發現，這些常住人口集聚的城市分布在胡煥庸線（“愛輝—騰沖一線”，我國人口密度的對比線）的東南方，與中國人口分布的整體特點一致，并多集中在東、中部地區。
東部“雙子星”城市閃耀
作為生產要素之一，“人”的增長也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這也是中國經濟曾經持續高速增長的原因。反過來看，當城市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吸引了大量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集聚，自然會吸引更多人口的流入。
圖片來源：澎湃新聞網在以上常住人口超過或接近省會的城市中，深圳、蘇州、青島、泉州2016年的人均GDP（此處人均GDP計算方法為：GDP/常住人口數量）排在前4位。其中，蘇州、青島、深圳的人均GDP超過了省會城市。泉州人均GDP達到7.78 萬元，與省會福州8.23 萬元相差也不大。深圳2016年的人均GDP更是高達16.74萬元，比省會廣州高出2.78萬元，這個差值幾乎可以匹敵中部某些人口大市的人均GDP。
徐州和通遼兩個城市2016年的人均GDP超過6萬元，分別達到6.68萬元和6.24萬元，經濟發達程度和人口規模相對匹配。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自古都是交通要塞：徐州素有“五省通衢”之稱，隴海、京滬兩大鐵路干線在徐州交匯。通遼則是內蒙古自治區東部和東北地區西部最大的交通樞紐城市，被自治區政府定位為省域副中心城市。交通的通達一方面帶來了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帶來大量人流，二者能夠互為促進。
濟寧和溫州2016年人均GDP也超過了5萬元，盡管他們不是省內人口最多的城市，但相比于中部地區的人口大市，人口的規模效應也更加明顯。其中，溫州以917.5萬的常住人口，創造了5045.4億元的GDP，比山東人口第一大市臨沂的人均GDP還高出1.64萬元。
由此可見，這些經濟發展較好的人口首位城市多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說明省內要素流動較為自由，除了省會城市更多出于行政力量吸引人口要素外，也另有城市能夠提供與省會城市相當的發展環境，吸引人口流入。二者在人口總量、經濟體量相當，形成城市經濟發展的“雙子星”現象。
中部省會城市“虹吸效應”明顯
上文提到，人口集聚的規模效應是一個城市繼續壯大發展的主要動力，但人口的集聚是否意味著一定產生規模效應？結合各地2016年各地GDP來看，人口的規模效應在中部地區并不明顯。
除去上文提到的城市，運城、阜陽、上饒、南陽、畢節、赤峰，盡管作為省內人口第一大市，但是人均GDP卻遠遠低于省會城市。其中，阜陽與省會的差距最大，該地2016年底常住人口為799.1萬人，人均GDP為1.76萬元，比省會合肥低了6.25萬元。其他城市與省會人均GDP的差距也在4-6萬元之間。
而接近于省會城市人口的邯鄲和邵陽，與省會城市人均GDP的差距也不小。邵陽比長沙低了10.28萬元，邯鄲比石家莊低了1.92元。
綜合以上來看，在中部地區，這些非省會城市盡管人口多，但并沒有對經濟起到較大的帶動作用。反而是人口較少的省會城市，包括太原、合肥、南昌、鄭州等，由于各種優勢資源的集中，人均GDP產出高，與省內其他城市經濟差距大，“虹吸效應”多于“溢出效應”。
深圳人口結構均衡
常住人口高于省會的18個城市中，蘇州、青島、深圳的人口的規模效應最為突出。這3個城市常住人口高于省會，產生的經濟效益也較高。2016年，三地人均GDP分別為14.5萬元、10.94萬元、16.74萬元，分別高出省會1.77萬、1.84萬元、2.78萬元。
尤其是深圳市，僅以1996.85平方公里的面積，吸引了1190.84萬人，并且創造了接近了2萬億的GDP。而且從人口結構來看，深圳的活力還有待進一步釋放。
據深圳當地媒體報道，2016年底，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齡為32.5歲，屬于全國人口最年輕的城市。
深圳市政協委員張慶昉曾公開表示，從1991年至2015年的深圳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軌跡也可以看出，兩者高度重合，這說明深圳的發展說到底是人口現象。并表示“人口現象”不是指人口扎堆的現象，而是人口在一個城市生活、工作、貢獻和共度輝煌的現象。
按照深圳的“十三五”規劃進行測算，到2020年，深圳將增加人口342萬，這在一線城市中屬于增加最多的。而這些增加的人口發展潛力巨大，未來將形成強大競爭力。
山東老齡化現象突出
全國來看，山東是當之無愧的人口大省。省內有5個城市常住人口超過省會，分別是濰坊、青島、菏澤、濟寧、臨沂，均達到800萬人以上，臨沂更是突破千萬，這在全國來看也是絕無僅有的。
盡管人口數量高，但并未帶來與之相匹配的經濟發展。山東除了青島和濟南的經濟發展程度較高外，其余4個人口大市相對欠發達。2016年，菏澤人均GDP為2.99萬元，比青島低7.95萬元；臨沂比青島低7.06萬元。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山東土地面積廣闊。如臨沂是山東面積最大城市，達到17191.2平方公里，也是山東常住人口數量最大的地方。另一方面，本地居民生育意愿高，尤其自從二胎政策全面放開之后，山東成為“最敢生”的省份，2016年山東出生率為17.89‰，位居全國各省份之首。
由此可見，山東多地人口的集聚并非外來人口流入導致，而是本地人口自然增長導致。更值得注意的是，山東老齡化現象突出，導致人口紅利進一步減弱。
據山東當地媒體報道，山東是全國老年人口最多的省份，到2016年底，全省老年人口2057萬人，占總人口的20.68%。而人口最多的臨沂更是山東老年人口第一大市，截至2016年底，臨沂市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207.3萬人，占總人口的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