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9日，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劉慧晏在淄博市陶瓷產業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打造“淄博陶瓷 當代國窯”的奮斗目標。一年來，淄博陶瓷行業如沐春風，逆勢崛起。陶瓷文化工作者更是厚古頌今，以挖掘和弘揚淄博悠久的陶瓷文化為己任，形成了《淄博國窯文化的歷史淵源和當代價值》一文，經過專家論證確認，將淄博國窯文化的歷史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北宋時期�，F予發表，以饗讀者。
序 言
淄博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不僅以齊文化的發祥地著稱于世，而且以燦爛的陶瓷文化和“中國陶瓷名城”蜚聲中外。據最新資料考證，早在一萬年前，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先民就開始焚柴而陶，從此揭開了古人類從荒蠻到文明的歷史。在以后萬年的歷史時空平臺上，賡續相繼，代代傳承，由陶到瓷，精品輩出，不時發出一個又一個時代的強音，為華夏文明寫下了輝煌的篇章。
20世紀中葉以來，不甘人后的淄博陶工，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以驚世駭俗的創造力，吸納、凝練古今中外先進陶瓷文化之精華，開拓創新，從現代工藝技術到產品造型裝飾，都走在了國內同行業的前面。國慶十周年，淄博窯為人民大會堂生產了首批國家用瓷；同年，青花大魚盤代表中國民間藝術參加國際展覽。20世紀60年代后，相繼研制成功了我國第一條日用陶瓷隧道窯，第一臺鏈式干燥機、燃氣梭式窯等一大批工藝裝備。發明了轟動中外的滑石質、高石英質、骨質等精細瓷器，發展了一批前所未有的名貴色釉、窯變花釉以及精妙絕倫的刻瓷工藝。1979年，淄博產的立粉彩陶掛盤以國禮饋贈美國會眾、參兩院，為中美實現關系正�；龀隽瞬豢赡绲呢暙I。1981年，淄博刻瓷作品收錄德文版《卡爾•馬克思》一書，翌年，淄博刻瓷為中國陶瓷獲得了建國后第一枚國際金牌。1987年，高石英質日用細瓷獲得國際發明金牌，使淄博陶瓷在世界陶瓷藝壇上魅力四射，以“當代國窯”的嶄新形象，巍然屹立于世界陶瓷之林。
今天，當我們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舉，高舉當代國窯的鮮艷旗幟，全力實施淄博陶瓷未來振興戰略的時候，我們認為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開展歷史文化的研究，挖掘那些令人關注的熱點問題，對整合我市陶瓷文化資源，推動陶瓷產業的發展，是件很有意義的事。為此，我們初步確定了幾個選題并作了一些探討性研究。下面，僅就古代淄博陶瓷歷史上是否有過官窯文化，有沒有生產過貢瓷等問題，結合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略作探討，以求教于專家和學者。
中國古代官窯的概念和涵義
為了有針對性地研究所提出的問題，我們認為應該首先弄清什么是官窯，明確官窯的概念、性質和涵義，以及官窯和民窯的根本區別等問題。
關于官窯的概念，在中國古代陶瓷史上有不同的內涵。有人認為，官窯有兩種涵義。一是指貢器，一是指官廠。自唐代至元代(公元8世紀——14世紀)，官窯多有貢器，少有官廠。采取的形式是“官監民燒”。燒出的瓷器“千中選十，百中選一”進貢給統治階級，這種瓷器就叫做貢瓷和官窯。自明代開始有官廠，采取“官辦民燒”的形式，專燒進貢的瓷器。清代與明代也有所不同，清代除設皇家“御器廠”外，還采取“官搭民燒”的折中形式，貢品分“欽限”和“部限”兩類，前者專給皇帝用，后者是給朝廷和外交禮賓用。
另一種說法是，官窯有廣義和狹義兩個概念。廣義的官窯泛指歷代由朝廷督辦，專門燒制御用瓷器并為宮廷所壟斷，在原料、技術條件、管理、社會地位等方面區別于一般的民窯。狹義官窯，則是宋代五大名窯中“官窯”的專稱，指北宋汴京(今河南開封)官窯和南宋臨安(今杭州)修內司、郊壇下官窯，即南宋官窯。
還有的說，官窯是我國古代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辦瓷窯，專燒宮廷、官府用瓷；官窯也稱御窯，是中國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廠”等。
著名文物考古專家馮先銘先生，在其主編的《中國古陶瓷圖典》中，對何謂官窯，官窯的性質和特點以及什么是民窯也作了較全面的解釋：“官窯是古代由官方營建、主持燒造瓷器的窯場，其產品專供宮廷使用。五代十國吳越錢氏宮廷壟斷越窯的部分生產，使之具有官窯的性質。據載北宋大觀、政和年間在汴京設置官窯，史稱北宋官窯，正式有了‘官窯‘的名稱�！标P于官窯的設置和管理，又說“明清兩代朝廷在景德鎮設御器廠，又稱御窯廠，依據宮廷的需求生產瓷器。明代官窯一般由宦官督管，清初改為由工部、內務府派官主管御窯事務。乾隆年間起確定九江管使管理御窯廠，并以饒州景德鎮巡檢司監造督運，由此形成制度。清朝以后官窯不復存在。”
關于官窯的特點主要有以下幾點：“1、官窯因為是由官府營建的，所以就能夠強占優質瓷土和原料，拘獲天下能工巧匠無償使用，并控制釉料配方和制瓷工藝，限制民窯生產。2、分工細致，生產不計成本，制作技術熟練精湛，因此產品代表了當時制瓷業的最高水平。3、官窯產品以生活用器和陳設用瓷為主。4、產品必須代表皇家意愿，反映統治階級的心理需求，客觀上很大程度地限制了陶瓷工匠的創作激情和工藝技術的發揮，所以，清乾隆以后官窯產品日趨衰弱。”
關于民窯，按照比較一致的看法：即民間辦的窯場，生產民用陶瓷，是相對宮廷興辦的官窯而言。歷代絕大多數瓷窯屬于此類。民窯在產品風格上不同于官窯，在設計上可以自由發揮，因此其造型、紋飾、題材更加豐富，充滿活力。正因為民窯的大量存在，經過陶瓷匠師們代復一代的努力，才使中國燦爛的陶瓷文化永放光彩。
綜合上述情況，不難發現人們對官窯的解釋并非眾口一詞。我們傾向人們通常所說的：“官窯，是指唐以后各代由官方營建，專為朝廷燒造瓷器，因區別于一般的民窯而稱之為官窯，因制作技藝高超，又有為皇室服務的特殊地位，受到世人矚目，但并不是所有為朝廷生產貢瓷的窯場就是官窯”。
淄博古代陶瓷官窯文化的初步研究
淄博陶瓷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根深葉茂。豐厚的文化積淀與其他陶瓷產區共同構成了中國陶瓷波瀾壯闊的文化景觀，這已經被人們所公認，成為不爭的事實�！爸袊沾擅恰钡拿�，就是對淄博這座陶瓷古都最好的說明。
關于古代淄博陶瓷歷史上是否為封建王朝生產過貢瓷，有沒有“官窯”？盡管文獻記載甚少，但是在宋人《宋會要輯稿》和清代《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中都留下了寶貴的記載，從而為我們深入研究這一課題提供了線索。下面，我們分別進行討論。
關于古代淄博窯宋代為朝廷生產貢瓷的問題
宋代，在《宋會要輯稿》中有“青州貢白瓷”的歷史記載。經過研究考證，我們認為該書說的“青州貢白瓷”即是淄博窯所產。下面，讓我們先了解一下《宋會要輯稿》中這段關于貢瓷的記載：
“瓷器庫，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饒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給用，以京朝官三班內侍二人監庫。宋太宗淳化元年七月詔瓷器庫納諸州瓷器，揀出缺璺數目等第科罪。不及一厘特予除破，二厘勉決勒倍都給破者，三厘笞四十，四厘笞五十，五厘杖六十，六厘杖七十，七厘以上不計多少杖八十。真宗景德四年九月，詔瓷器庫除揀封木舂共進外，余者令本庫持樣三司行人估價出賣�！�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宋王朝的瓷器庫建在汴京建隆坊，主管明州(今寧波)、越州(今紹興)、饒州(治所在鄱陽，轄浮梁縣昌南鎮，景德年間改稱景德鎮)、定州(今河北定縣)和青州(治益都，今青州市)進貢的白瓷器和漆器。用一品以下常見皇帝的侍衛二人看管庫房，宋太宗淳化元年七月下詔書命瓷器庫取出各州送來的瓷器，挑選出有裂紋的按照裂紋的大小分別治罪。對觸犯律條者不是用鞭子抽就是用板子打。最后又說真宗景德四年九月再下詔書，令瓷器庫揀出好貢瓷存入封木舂庫(皇家內庫)，以供皇室使用，剩下的持樣品報掌管財賦的鹽鐵使、度支使、戶部使三司和管朝覲的聘問(即行人，官名也，非行路之人)審定后作價出賣。
通過這段記載，可以看出北宋王朝對各地所進貢品是高度重視，除派高官管理貢瓷庫外，對貢品質量要求也十分苛刻。凡違規者非笞即杖，必受鞭棍之刑，足以說明封建統治者追求完美無瑕至高無尚的心理。同時，通過景德四年出賣部分貢品，也反映出當時制瓷業已經進入精品迭出，空前繁榮的時代。更讓我們欣慰的是青州為朝廷提供貢品是確信無疑。
但是，應該注意到這段記載中提到的“白瓷器及漆器”究竟是指哪個州并不明確。青州是進貢白瓷器還是漆器？還是兩者兼而有之？這是應該首先要搞清楚的。按照考古專家王恩田先生根據江蘇淮安北宋墓中出土的漆器題銘和宋人孟元老所著《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制漆工藝中心在杭州和溫州，也就是上述“五州”中的明、越二州。因此，青州的貢品只能是白瓷器，而不可能是漆器(《山東淄博市淄川區磁村古窯址試掘簡報》)。我們認為這種分析是完全正確的。
明確了青州宋代曾為朝廷進貢白瓷，究竟生產貢瓷的窯場在哪里，這是長期以來引起人們爭論，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有專家認為窯場就在淄博。如早年從事文物、考古研究的先輩郝鳴高先生，在上世紀70年代就說：“青州就是指淄博一帶。這說明在宋朝時，淄博陶瓷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不然不會列入貢品名單，也不會引起皇家的青睞。”(《淄博陶瓷琉璃文化•關于淄博古陶瓷的幾點考究》)。
但是，也有不同見解的人認為尚有疑點需要考證。如：今青州附近已發現古窯址，青州窯是否應該在青州附近？淄川、博山宋代不屬于青州轄地，不可能包括磁村窯、博山窯這些著名窯場；宋代淄博窯生產白瓷文獻記載尚少。產品似乎在當時還達不到貢瓷要求等。然而，根據已知的文獻記載和現有的考古資料，我們對淄博窯宋代生產貢瓷的說法，是持肯定態度。針對以上置疑，現陳述我們的觀點和看法，希望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討論，達成共識。
1、關于“青州附近已發現古窯址，青州生產貢瓷的窯場是否應該在青州附近”的問題。
持這種觀點的同志，主要根據是上世紀70年代在臨朐縣發現了“火光窯”古窯址。我們認為有窯址就有陶瓷生產這是無可爭辯的，但是生產貢瓷并非只要有窯場就能為，關鍵應該看窯場有沒有精湛的技藝和出類拔萃的產品。我們幾乎查遍了地方志資料和有關陶瓷專著，根本找不到有關“青州窯”及青州當地生產陶瓷的記載。而代表青州陶瓷的卻是博山窯�！兑娑伎h志》記道“淄硯、琉璃、磁器，顏神鎮(博山)居民獨善其能�！薄扒嘀莞�，磁器出顏神鎮(博山)，用赭、黃土作泥，窯碳燒成，缸、罐、盒、甕、碟、瓶為郡境利用之資�！薄吧綎|通志，陶器出青州顏神鎮，居人相襲善為陶。其規制，如罌、如釜、如缶之類，殊不苦窳，其利民亦不下于江右之景德鎮矣�！�(《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匯編考工典》)從這些記載中可以肯定，青州的陶瓷產地在博山是無可置疑的。另外，從考古方面也可以肯定，至今青州附近包括全省在內還尚未發現宋代有比淄博窯技藝更高的窯場。
2、關于“宋代淄川、博山不屬于青州轄地，故不能包括淄川磁村窯、博山窯這些著名窯場”的問題。
根據地方史志記載，宋代，淄川置淄州淄川郡，治淄川。屬京東東路，轄淄川、長山、高苑、鄒平四縣。(《淄川縣志》)博山時稱顏神，屬淄州淄川縣，為南境重鎮。(《博山縣志》)據此，說“宋時淄川、博山不歸青州所轄”并沒有錯。但不能以此斷定就青州貢瓷不可能出自淄川、博山。因為持這種看法的同志對北宋地方行政建制及其職能缺乏全面了解，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即“路為宋代最高的地方建制”，“州上統于路”，路以下是州，州以下是縣。根據北宋路的設置，青州為京東東路首府，所屬齊州(治歷城)、淄州(治淄川)、青州(治益都)及濰州、萊州、登州、密州、沂州計八州，三十八縣《中國歷史地圖集》)。按照規定職能權限，需要向朝廷報告的地方財賦、民政，或奏章，或呈文，或朝覲均由路出面。作為向朝廷進貢的大事，當然是由路來籌辦。貢品可以從各州中挑選。分布在淄川境內的窯場，不管是磁村窯還是博山窯，只要有精品杰作，京東東路完全可以征調或令其生產。根據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中科院院士侯仁之先生的解釋：“在北宋，淄州(治淄川)與齊州、青州等，同屬京東東路，其在區劃上的地位與各州相同，故淄川縣陶瓷可直接列為青州貢品�！币虼�，研究青州貢白瓷，不應該限定在青州區劃范圍內，而是指以青州為首府的京東東路所轄范圍內。
3、關于“宋代淄博窯生產白瓷文獻記載尚少。產品似乎在當時還達不到貢瓷要求”的問題。
這種看法主要是偏重于文獻記載，忽略了考古發掘和流傳于世的實物資料，缺乏對淄博窯生產白瓷情況的全面了解。
據考證，淄博窯生產白瓷起源于唐末、五代，發展到北宋已進入工藝成熟，產品琳瑯滿目的興盛期，生產年代最早的是淄川磁村窯，博山大街窯、北嶺窯，八陡窯。其次是淄川坡地窯，博山萬山窯等。但以往文獻古籍記載甚少。通過對淄川磁村窯、坡地窯，博山大街窯的相繼發掘和流傳佳品的不斷出現，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宋代淄博窯所產白瓷的認識。我們認為當時的淄博窯燒造技術、生產規模、產品品種，都有條件燒造貢品。有專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方貢白瓷的窯口中，《宋會要輯稿》只列舉了定州和青州。定州是北宋著名的白瓷工藝中心，把青州和定州并列，說明青州在北宋，也應是另一處重要的制瓷工藝中心�！�(《山東淄博市淄川區磁村古窯址試掘簡報》)著名考古學家葉吉吉民先生，1977年曾對淄博窯做過實地調查，他說在幾處古窯址發現過大量近似磁州窯的宋、金時期的陶瓷殘片，有白釉、黑釉、白地劃篦紋、白地繪黑花、白地剔劃黑花、白地加紅、綠彩，黑釉凸白線、三彩、絞胎等多種。技法純熟、釉質光潤，有些作品之精(如加彩雕塑、剔劃花等)并不次于北方其他著名窯口。(《中國陶瓷史綱要》)。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認為，淄博窯宋代為朝廷生產貢瓷應該是確信的。下面需要深入研究的是生產貢瓷的窯場在哪里？是官窯還是民窯？以及產品面貌和風格等問題。
首先，研究生產貢瓷窯場。根據考古資料和文獻中的零星記載，我們通過對生產白瓷的窯場其歷史、規模、資源、燒造工藝和出土遺物的材質、造型、紋飾分析，認為淄川磁村窯生產貢瓷的可能性較大。該窯場原、燃料資源豐富，附近盛產瓷石。制瓷歷史悠久，唐代生產的黑釉瓷在北方諸窯場中已技壓群芳。(《中國陶瓷史》)五代，以產白瓷為主，并出現了白釉點綠彩的裝飾方法。入宋以后，工藝日趨成熟，品種增多，從原料處理到窯爐、窯具，都具備了生產精致產品的技術條件。此外，地理位置優越，地處交通要沖，再加官府在此設“務”(貿易稅收機構)，重視窯業生產，從而為磁村窯的貢瓷生產和制瓷業的興盛創造了條件�？傊�，磁村窯燒制貢瓷并非偶然，而是以悠久的制瓷工藝傳統和北宋時期的社會穩定，文化昌明為基礎的。
第二，磁村窯是官窯還是民窯的問題。根據學術界比較一致的意見：官窯應該是由官方營建；派官主持窯務；產品專供宮廷這三個基本條件，鑒于目前史志典籍中還不見有淄博官窯的記載，在磁村古窯址出土的標本和流散在民間的宋瓷中，也沒有發現官窯的佐證。因此我們認為磁村窯并非官窯。從各方面分析，它是著名的民窯。很可能是宮廷或地方官府用窯場中的部分窯生產貢品。由官府監督完成，這與官府在此設“務”收稅相吻合。關于磁村窯設“務”的時間和性質，我們有必要再多言幾句。磁村窯所在地磁村，明以前曰“磁窯務”，明以后改稱“磁窯塢”，1937年始改“磁村”(《淄川區志》)。我們認為，其村名由“務”改“塢”是與當地窯業的盛衰榮枯有著密切聯系。根據《辭源》對“務”的解釋，“‘務’為管理貿易及收稅的機構�！薄段墨I通考•征榷》載“宋朝……凡州縣皆置務，關鎮或有焉，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宋代磁村窯規模宏大、窯業發達，作為淄川重鎮置“務”收稅，應該是很自然的。另據《中國陶瓷史》記載，宋代各地設務收稅的窯場不乏一處，凡設務者其窯業無不隆盛。因此我們認為磁村窯宋代設務收稅始于北宋較為合適。
第三，關于磁村窯白瓷產品的風格特點。我們認為，磁村窯的產品是以日用生活器皿為主，兼有少量陳設瓷。主要器物是碗、罐、瓶、碟、杯托等，其中碗的造型很多，已發現的樣式就有6種，產品造型生動，具有典雅的宋代風格。其瓷質，胎細白，釉面潔白光潤，裝飾除采用綠點彩外，還有剔花和劃花。畫面多選用牡丹、蓮花等祥瑞題材，具有濃厚的吉祥文化特色，反映了宋代的社會生活和人們的審美觀念，也符合封建統治階級的審美情趣，所以會受到朝廷的賞識。因此，磁村窯的貢品很可能就是從這些器物中遴選出來的。
關于淄博窯清代生產貢瓷的問題
這個問題，清《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中已有“青州府土貢陶器”的記載，此說雖然語焉不詳，沒有指出貢品是出自哪里，但《大清一統志》為之做了“青州府土產陶器，出博山縣”的補充說明，顯然青州府的貢瓷是博山生產的。此外，《益都縣志》、《青州府志》、《山東通志》也有“瓷器出顏神鎮(博山)”的明確記載。再從行政建制上考證，博山從元朝至元二年(1265年)劃歸益都縣(時稱顏神鎮)，至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設博山縣，一直歸青州所轄(《博山縣志》)，也應該不存在疑義。更令人堅信不疑的是，清末以后的許多史籍文獻中，對博山窯的記載和評價已屢見不鮮。如1931年出版的《中國文藝辭典》就這樣記道：“清瓷在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光緒各時代均有杰出的作品表現于世。如郎窯、年窯、以及山東的博山窯、江蘇的宜興窯等處，都出佳品”。再如《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一書中也說：“清代瓷器生產，工藝精巧，釉色豐富齊全，造型工整，除江西景德鎮外，還有廣東佛山石灣，湖南醴陵，山東博山、福建德化等地。”凡此種種，我們就不一一列舉。
由以上看出，宋代至清代淄博窯曾經為宮廷生產過貢瓷已無懸念。到目前為止雖然還不能證明在古代淄博有宮廷投資的官窯，但卻有生產過宮廷用瓷的歷史。博大精深的淄博陶瓷文化中，無疑有著官窯文化的積淀。
破除官窯圍墻，打造國窯文化
對官窯文化的初步認識
陶瓷是科學和藝術的結晶，它具有物質和精神雙重文化特征，是反映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載體。在中國陶瓷史上官窯的出現和發展，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它反映了陶瓷文化的發展和延伸，是符合自身的客觀規律。
官窯的出現是陶瓷文化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是與社會物質生產發展和社會制度的產生分不開的。客觀地分析，統治階級為了奢侈生活和統治的需要，以追求完美、新穎奇特，天下第一，唯我獨有的心理，不惜大量投入，集天下制瓷高手生產宮廷用瓷，一方面說明精美的陶瓷，以獨特的制造工藝和文化、藝術價值受到到了帝王將相的青睞，引起了社會對陶瓷業的重視，另一方面對陶瓷工藝技術的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對母體文化的民間陶瓷來說，客觀上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官窯文化和民窯文化的優勢互補，有益于整個陶瓷業的發展興盛。對某些陶瓷產區來說，它代表了一個歷史時期的制瓷工藝最高水平和成就。因此，官窯是中國陶瓷文化中的一部分，它的產生和發展是有一定的歷史意義。但是，也并不是所有官窯產品都具有最高水平，許多民窯佳作與之相比也并不遜色。中國陶瓷文化中的許多扛鼎之作都是出自民窯。其實，“百中選一”的官窯產品也不可能反映當時制瓷業的整體水平�？陀^地說官窯產品有許多是技藝精絕，使人贊賞，令人憧憬。
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桎梏，也有不少問題和不足。一是官窯產品為統治階級服務，嚴格的等級制度，被宮廷壟斷，失去了商品的性質。二是在陶瓷材質、新瓷種的創新上，古代官窯多立足于已有的成果，重裝飾，輕材質。并且迎合帝王的喜好大量仿制前朝的作品，甚至超過前代，達到了真假難辨的程度，造成了后世文物混亂的惡果。三是在藝術風格上，因為造型、裝飾必須體現皇家意愿，按照帝王家族的審美觀念、審美情趣、審美追求去設計，不可能溶入更多的民間藝術精華，很多作品缺乏較高的美學境界，有的矯飾造作，具有匠氣和雕琢氣，使人不能得到美的陶冶。四是制瓷工匠們被禁錮在統治階級設置的層層圍墻中，其創造才能和智慧得不到充分發揮，只能按照朝廷對美的理解和想像去完成統治者布置的任務。最終導致了官窯的沒落。這些問題我們認為也是需要認真研究的。
打造“國窯文化”
實現新的跨越
“歷史總是賦予不同時代的人們不同的使命�！被仡欁筒┨沾晌幕瘉児啪d綿的歷史，她帶給我們的是驚奇、喜悅，更多的則是責任。
隨著歷史的延伸，人們對文化的認識也在深化�！拔幕絹碓匠蔀槊褡迥哿Φ闹匾慈蔀椤泴嵙Α途C合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衡量社會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質量的重要標尺。”淄博陶瓷作為淄博燦爛文化的一部分，如何傳承創新這生生不息的萬年薪火，怎樣發揮它在建設淄博文化強市中的作用，如何主動迎接后工業時代的到來，成為淄博陶人必須面對的問題。去年，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打造“淄博陶瓷，當代國窯”品牌的嶄新命題。這是繼承發揚淄博陶瓷萬年歷史的必然要求，是創新發展打造淄博特色陶瓷文化品牌的奮斗目標，是激勵淄博陶瓷產業大軍充滿激情、科學干事的思想動力。因此，我們應該深入學習，深刻理解。
“淄博陶瓷 當代國窯”從語法上講，是由兩個用名詞作定語的短語組成，相當精煉、嚴密。其寓意深遠，意在“國窯”。“國窯”是一個偏正式合成詞。“國”修飾“窯”。從字義上“國”有四種含義：(1)國家；(2)代表國家；(3)指我國的；(4)姓。(《現代漢語詞典》)我們拋開“姓”不談�！皣迸c“窯”配置組成“國窯”，其含意無不與國家有關，因此淄博陶瓷現在和未來必須緊緊圍繞著“國”字做文章�！案G”，按照《中國古代陶瓷圖典》的解釋：窯，即窯爐；生產陶瓷器的窯口，如邢窯、定窯、龍泉窯等；再就是指窯器，即陶瓷器�！掇o源》、《辭�！返绒o書對“窯”的解釋，也包括這三種含義。但這里說的“窯”絕不是指燒造陶瓷的窯爐。因此，“淄博陶瓷，當代國窯”完全可以理解為“淄博陶瓷是當代能夠代表國家水平的最好陶瓷”或“淄博陶瓷是由代表國家最高水平的淄博窯生產的”。當然，它的深刻含意還不僅在于此。我們認為這既是對淄博近萬年陶瓷文化的高度提煉和概括，又是對未來提出的目標和要求。其核心是堅持爭創國內外最高水平，永擎中國陶瓷領軍的帥旗奮發前進，使這一新的文化在發展中不斷充實完善，推動淄博陶瓷實現新的跨越。
有的學者指出：“文化的發展具有歷史的延續性，并以社會物質的發展為基礎。新文化不可能脫離舊文化而產生”(《簡明社會科學詞典》)“當代國窯”是在淄博陶瓷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歷史積淀基礎上提出來的，符合現代先進文化精神。今日之“國窯”和古代官窯有著本質上的不同。首先，在服務對象上，官窯文化是為封建統治階級少數人服務。國窯文化是堅持以國家利益為重，忠誠地維護“瓷器之國”的偉大形象，在為國家提供代表中國水平的名瓷杰作的同時，也服務于人民大眾，并不斷擴大輸出，向世界傳播中華民族的智慧之光。二是在產品質量上，官窯追求的是為宮廷奢侈生活需要的奇特賞玩品，用“千中選十，百中選一”的方式獲取精品。國窯則是在繼承優秀傳統的基礎上，溶入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管理，在材質、裝飾上不斷推陳出新，使之具有高技術，高文化品味含量。在產品裝飾和藝術風格上，官窯是體現封建帝王和少數人的欣賞水平和對美的狹義理解，國窯則是依靠廣大陶瓷美術工作者、藝術大師的創作才能，按照美學的規律和表現形式，將客觀世界和真實感受上升到理性認識，通過一定的藝術手段完成的物質文化精品，體現時代特點和民族精神。
總之，國窯文化精神在指引、鼓舞著我們為建設一個強大的優秀文化陶瓷產區，去扎扎實實地工作，去拼搏，我們只要堅持中國文化中發展的觀點，自強不息和好學不倦的精神，繼承齊魯文化忠厚正直、豁達淳樸，崇禮尚義，勇敢堅韌，勤勞智慧的優良傳統，培育發揚改革創新、開放包容、誠實守信、務實拼搏、敢為人先的精神，國窯文化就會不斷發揚壯大。
我們愿和一切致力于此者戮力前行。
(作者：山東省陶瓷公司。張道洪，山東省陶瓷公司原史志辦主任。張光明，淄博市文物局副局長、研究員。孫啟新，博山區政協原文史辦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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