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某省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僅請相應咨詢評估機構完成修建性詳細規劃編制，出具環境影響報告表、報告書等，這一環節收費最低5萬元，最高超過40萬元。此外，還有可行性研究報告最低收費6萬元，節能評估報告書和報告表收費最低10萬元，交通影響評估費用最低10萬元等。總體下來，少則幾十萬元，多則上百萬元。

　　重慶涪陵區成品油協會負責人也質疑當地每年組織加油站安全負責人及加油員培訓的正當性，“每人每次培訓要收費980元，一個加油站每年要支出3000元，國家并沒有強行規定，加油站也并未更換工作人員，根本就不應該培訓收費，并且培訓費用也太高。全市僅此一項，就要收費上千萬元。”

　　“簡政放權”松綁，還需引入第三方監督

　　繁瑣的手續和眾多收費項目，讓一些企業不得不“非法經營”，不但增加了法律風險，也很難做大做強。一些專家建議，應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事項，向社會、企業、市場放權，為企業沉重的負擔“松綁”。

　　重慶一名文化企業的負責人告訴記者，順利拿到一張演出場地經營許可證，他需要經過消防、衛生、工商、文化等部門的審批，審批事項多達數十項，全單位的工作人員什么事情都不做，也至少要弄半個月左右。因為太繁瑣，他索性放棄申請該許可證，一直以來都是“非法經營”。但由于手續不全，很難將公司做大做強。

　　對此，重慶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廖成林表示，過多的行政干預，不按照市場規律來辦事，甚至會對企業造成巨大的傷害。由于守法的成本太高，個別企業甚至選擇鋌而走險。放任這種結果，政府失去的是企業的信任，市場失去的是健康的企業。8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真正做到簡政放權，要在理清政府同市場和社會的關系，理清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后，進行審批制度的改革，對市場放權，對社會放權、上級向下級放權，給市場、社會更大的發揮作用的空間，特別在資源配置方面，政府要最大限度地避免過多地運用行政手段配置各類資源，把資源配置的基礎性地位讓位給市場。

　　汪玉凱、廖成林等專家建議，當務之急是建立兩種機制。一是交流機制，即政府與社會、企業的交流機制，了解服務對象的真實需求，進而決定削減哪些審批項目，而不是關起門來自己決定怎么簡政放權。二是監督機制，引入社會力量開展第三方評估，對各地的簡政放權的實施狀況進行監督，否則相關部門必然缺乏改革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