鋸響就有沫
曲阜,孔子故里,儒家思想的發源地,也有人將其稱之為“東方耶路撒冷”,千百年來,無數儒學文化的研究者、愛好者到此朝圣。而依托于孔子之鄉打造的旅游文化產業也成為這里的支柱。
在曲阜舉辦的世界儒學大會、國際孔子文化節,也使更多的人認識到這座屬于山東省濟寧市的地級市。
宋立林記得,曲阜的國學復興應是從2003年開始的。那時候,到曲阜來的訪問團開始增多,慢慢開始有一些企業、機關以及中小學生等團體開始進行儒學課程學習、培訓,當然社會上的爭議也不少。
岳耀方介紹說,近幾年,曲阜關于孔子研究的機構增多,到曲阜來辦學的學院也越來越多,“以前是我們去招商,現在是我們篩選學校”。
岳耀方強調:“是私辦國學方興未艾,推動了政府引導,國學不能亂。”
作為孔子的故鄉,岳耀方認為他們有責任宣傳、推崇儒學文化,“我們怎么宣傳儒學都不為過。曲阜是孔子之鄉,就是一家一個講師也不過分。曲阜應該在全國有一個引領作用,如果曲阜不學,別的地方誰學?我們要把儒學當成曲阜的傳家寶”。
從2012年開始,曲阜市開展“彬彬有禮道德城市”建設活動,提出“人人彬彬有禮,處處干干凈凈”的口號,并且在全市機關單位、村居建立675所“彬彬有禮”分校。同時也培訓鄉鎮干部、農村第一書記和黨支部書記,然后由他們到村里給村民授課。
今年,曲阜市開展了覆蓋面積更大的行動,并準備設置百姓儒學專家指導委員會。“推廣百姓儒學并不是讀讀論語就行了,要真正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岳耀方多次強調這次活動的意義。
面對曲阜市開展的一村一名儒學講師,已經參與其中的宋立林說,政府能夠加大力度推動百姓學習當然是好事,但僅靠一次、一輪的學習是很難改變的,最好能夠減少政府的強制,速度不宜太快,現在只有幾個人能夠講課,太倉促了,等各方面都比較成熟以后也許效果會更好。
“鋸響就有沫,做了當然比不做強。”宋立林補充道。
其實在此之前,曲阜市旅游局和孔子研究院就合作開辦了孔子文化大講堂,組織曲阜師范大學的老師、導游和私利國學院的講師為游客們講述儒學文化。
旅游局信息科科長陳曙劍介紹說,今年7月開課時正值暑假期間,游客尤其學生比較多,但由于宣傳不夠,有時候一個班里只有幾個人。宋立林用凄涼來形容當時的情景。
面對這種無人可教的情況,陳曙劍說,旅游局決定讓這些講師走出去,走進鄉村、居委、學校、酒店去講課。
而在曲阜市提出“百姓儒學”計劃后,孔子文化大講堂的這6位講師就成為一村一名儒學講師的首批老師。
鄉賢、志愿者:儒學講師的產生
在405個村推廣一村一名儒學講師,那么就需要405名講師。如何彌補6和405的差距,岳耀方顯得自信滿滿。
他解釋,一村一名儒學老師,并不是說固定每村一名講師,可能一村兩個,也可能幾個村一個,主要看個人的能力和水平。雖然“百姓儒學”從今年9月26日才由曲阜市委辦公室正式下發文件,但是彬彬有禮道德學校、孔子文化大講堂已經積累了很多優秀的講師資源。
9月22日,曲阜市旅游局的網站上就已經登出了“百姓儒學”活動志愿者講師招募的公告。
岳耀方說:“目前已經有80多名志愿者報名,再加上曲阜師范大學等幾所學校的老師,已經有300多人。我們還想找一些鄉賢,本村人比較了解情況,也能因村施教,解決村民平時遇到的實際問題和矛盾。”
因為曲阜市并沒有為“百姓儒學”活動撥款,岳耀方表示,主要還是依靠之前一直在公益教授儒學的講師和市里一些企業的支持。
而之所以改變以前全部由專業講師授課的模式,尋找志愿者和鄉賢,也是為了節省這方面的費用。以前親自到村里講課的講師,以后的主要任務就是培訓這些志愿者和鄉賢。
孔子研究院儒學會館館長李文文此前也在做講師培訓和親自到村里講學的工作,她希望能有一批真正的好老師到鄉村去,儒學傳播正確比速度更重要。如果傳播偏頗,誤導了老百姓,那還不如不做。
不同于已經學習多年儒學知識的專家,李學欣雖然是曲阜市導游界第一位大學生,但也要經過很長時間的培訓和實際工作的鍛煉才能走出來講課。
導游公司每周二和每周四會有導游培訓活動,既有專業儒學專家的培訓也有內部的交流活動。從《論語》開始,到《大學》《中庸》,不僅要會背會解釋,如何運用,解決生活中的問題才是出師的關鍵。
“給聽得懂的人講簡單,給聽不懂的人講則需要講師自己運用自如,深入淺出。”李學欣說,“要在導游行業做出成績,才能推薦到學校、企業、鄉村去講課。”
儒源儒家文化體驗基地負責師資選配的袁雅靜介紹說,目前由他們學校負責“百姓儒學”教材的編寫和村儒學教師的培訓工作。教材主要圍繞“愛、孝、誠、仁”四個方面,講師的培訓則取決于志愿者的儒學水平和學習能力。
袁雅靜坦言,如何組織村民學習,如何保持學習的長期性,開發系列課程以及培訓的講師能否真的融入村民等問題,還需要更多地考慮。
缺失的農村傳統文化
“主要是講孝悌、教育子女、鄰里之間和睦相處。”幾位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的講師表示,他們在農村講課主要就是講講做人、做事這些內容。這也正是現在農村比較缺失的傳統文化。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牟鐘鑒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人由于近代落后而引起的文化自卑及文化偏激情緒,對儒學與傳統文化全盤否定,造成全民族一段時間內“喪魂落魄”,成為精神上的“流浪漢”,而儒學則成為“游魂”。
牟鐘鑒認為,現在的國學教育和復興,是民族的“還魂”工程。讓偉大的民族精神和傳統優秀美德回歸到作為根基的廣大民眾的生活中,使“魂”與“根”對接。這是重建禮儀之邦、道德之國的基礎性工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儒教研究中心秘書長、“鄉村儒學”的發起人之一趙法生告訴法治周末記者,為了開展鄉村儒學教育,2012年年底,他曾在泗水縣做過幾個月的調研,發現中國尤其是農村,現有的文化生態存在嚴重的問題,重建農村文化生態十分重要。
據趙法生觀察,養老在農村還是個大問題。農村老人沒有退休金,養老保障就是孩子,如果孩子不孝敬,老人就會陷入一種很絕望的狀態。因此,農村老人的自殺率不斷上升,究其原因就是傳統文化,尤其是家庭倫理文化受到破壞,導致家庭矛盾和養老成為大問題。
同時,村里的文化人、青壯年都選擇了離開,農村空巢化現象嚴重,留下的空巢老人受教育程度有限,對空巢兒童教育的缺失,會不斷增加農村社會傳統文化的缺失。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在宋立林看來,經濟條件改善了,農村的修養、品德問題卻沒有改善,正是因為百姓教育的缺失。而這需要一些有學識又有宣講普及能力的知識分子去發揮作用。
解決傳統文化缺失的問題,無論曲阜市的政府引導模式,還是尼山圣源書院主導、政府輔助的模式,趙法生說通過對馬來西亞等地的考察發現,其實兩種模式各有長處,但只要能夠讓傳統文化教育接地氣,持續地扎根于農村,讓當地村民能夠自發地學習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