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建《最后的鄉賢：郭連貽傳》：隱于市而顯于行

李登建先生

　　“鄉賢”是中國鄉村的一個特殊階層，是一個地方的文化引擎和傳承者，是地域文化的濃縮代表。身處鄉野，遠離塵囂，他們有著傳統中國文人的清高與儒雅，不落流俗，不阿權貴，隱于市而顯于行，將自己一生的智慧、辛勞甚至血淚融進地區的文化脈絡中，可欽可敬。但如今，以地方鄉賢為代表的古老鄉土文化日益被飛速發展的現代文明所吞噬，我們在發掘宣揚前代文化老人方面做得還遠遠不夠，與時代呼應上的捉襟見肘。而李登建這部長篇散文體人物傳記《最后的鄉賢：郭連貽傳》，則為之做了可貴的努力。

　　李登建是近年來活躍在文壇的一位頗有實力的散文作家，他以憐憫慈悲的情懷關注鄉村、關注底層，作品中充滿了對生命的體味與感悟，對命運的思考與追問，以人道主義精神展現普適性的關懷。在《最后的鄉賢：郭連貽傳》中，李登建依然延續了其散文創作的審美風格——首先是家園情結。時代的發展總以遺忘為代價，工具理性、商品價值觀不斷侵蝕著“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的文人風骨，生存的快節奏與浮躁的心理狀態導致了當下人歸屬感與家園情結的缺失，李登建對郭連貽老人以及以他為中心的鄉賢階層濃墨重彩地加以塑造，對這一形象的極力推崇，正是作者對故鄉自豪感與歸屬感的心理價值重構。其次是關注人的生存際遇。郭連貽老人的人生是坎坷且傳奇的，這也代表了那個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命運，李登建以詳實的調查資料與自我感知，細致地敘述了傳主的人生經緯，洞察了其一生的屈辱和血淚、沉淪與抗爭，性格的裂變與精神價值的重建。有評論家稱“這是一部富有人性深度的長篇人物傳記”。

　　李登建在延續了自己慣有的散文審美特征的同時，也對長篇散文體人物傳記的書寫作了積極的探索，使這部作品呈現出幾個突出的特點。其一，深刻的思想性。如郭連貽一樣的文化老人有著深沉的知識分子的文化性格，這是醫治浮躁滋生的時代病的一劑良藥。作者以郭氏老人為代表，將筆觸深入人物內心世界，傳達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多舛命運，宣揚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的人格力量和精神操守。傳主是一個典型的鄉賢形象，作者著力表現了鄉賢這一獨特的地區文化階層的生存狀態和精神追求。鄉賢無形中凝聚著一個地方的精神文化力量，是這個地方的精神文化標識。李登建在此基礎上反思那些頂起地區“文化脊梁”的鄉賢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沉寂，古老文明在急遽時代變遷中的衰落。這是李登建作為一名擔當感強烈的知識分子的反思，同時又寄予了對民族文明生生不息的希冀。二是豐富的文化內涵。郭連貽扎根于民間，延展著鄒平地區的文化脈絡，這種延展是多方面的，包含了豐富的文化元素。這種文化元素的展示首先得益于作者對大量史料的搜集。郭連貽的一生輾轉于幾處，資料搜尋整理不易，李登建在這方面是下了功夫的，對郭連貽老人的經歷、個性、內心及其生存的環境、時代背景、文化土壤進行了深入的了解和體驗，才塑造出了準確立體的人物形象。可貴的是，李登建對人物形象塑造并不限于歷史性的人物經歷的梳理，還涉獵了鄒平文化生活的多個方面，其如書法和文學的創作發展，儒釋道思想在鄒平這片土壤中的生發，地域的文化氣息與底蘊，文化圈層的構建形成……再者，雙線的線索結構。李登建打破了一般人物傳記單薄的單線敘述結構，匠心獨運地將郭連貽書法風格的發展演變作為另一條重要線索，融入到人物成長史中，形成了雙線結構，豐滿了人物的血肉。兩條線索是相輔相成的，人物的生平經歷氤氳了他書法的造詣，書法藝術的進步又豁顯了他人格的偉大。在語言運用上，李登建又發揮了散文家的優勢。人物傳記不同于散文創作，沒有既定的感情基調，而是隨人物境遇的不同而有所變化。郭連貽的前半生是郁郁不得志的，作者對他的不幸充滿悲憫，行文徐疾得當，疏密有致；政治烏云散去后，郭連貽的文化事業得以發展，李登建的書寫便加入了寫景狀物、抒情議論，整體語言風格質樸卻不野，所謂“癯而腴，質而綺”，真誠且莊重，充分顯示了這位文字高手的深厚功底。

　　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老人，他們無形中會使地方積聚文化底蘊，形成一種整體的文化氛圍，并將這種文化的力量潛移默化地傳遞給后人。這種力量可能并不為我們所察覺，因為它已然滲透在了日常生活中，他們隱于市，看似普通，卻有著巨大的精神能源，他們是鑄造社會精神的不可再生的資源，彌足珍貴，每個地方都應積極發掘和宣揚自己生養之鄉的文化老人，以昭示地區的文化品格，傳揚并繁茂地區文化脈絡，達到復興中國良好傳統文化和知識分子淳良精神的目的，不要讓他們成為“最后的鄉賢”，讓古老文明遺失殆盡。李登建正是基于此寫出了《最后的鄉賢：郭連貽傳》，這是對社會的警醒，具有非常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