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公”杜受田

　　“文正”是封建時代臣子謚號的最高等，整個清朝，獲得“文正”謚號的共有8個人，分別是湯斌、劉統勛、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杜受田謚號“文正”，是濱州的榮耀。

　　杜受田（1787-1852），字錫之，號芝農，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九月初三日出生于濱州城內杜家老宅，是獨生子。其先祖杜詩，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進士，官至江西、湖廣布政使，其家族一直延續輝煌，其父親杜堮進士出身，有兄弟8人，個個出類拔萃。杜受田就出生在這樣一個世代仕宦的世家大族中。

　　杜受田自幼跟隨父親杜堮受到良好的、傳統的儒家教育。嘉慶五年（1800年），杜堮到蒲臺蓋方泌家擔任家庭教師一年，杜受田也一起學習。嘉慶八年（1803年）17歲，以濱州第一名的成績考取秀才，第二名是其叔父杜圻，第三名是其叔哥杜受元，由此可見杜家家學教育的成就。嘉慶十五年（1810年）考取山東第四十四名舉人，來年考取景山官學教習。其父親杜堮任職翰林院、再擔任順天、浙江學政，杜受田一直在父親身邊學習，不僅學習文化知識，也見習衙門辦事程序。關于杜受田刻苦學習的景象，記載最詳細的是其父親，杜堮說：“余宦京師，翰林清寂，貧乏艱難尤甚，而賴其所學益進，嶄然頭角過儕輩，余亦樂而教之，朝夕不倦，若不知寒之在體，饑之在腹者，如是十余載。”到杜堮任吏部左侍郎時，杜受田已經年過40歲，父子仍然探討學問，“余還京任銓部，則又與之講文學，論世務，討究經史。”

　　道光三年（1823年），杜受田參加會試，位列第一名，成為會元；殿試二甲第一名，成為傳臚；朝考第五名，選庶吉士，入翰林院。入翰林院后，杜受田仍返回浙江，繼續陪侍父親，直到道光五年（1825年）杜堮學政任期滿，才返回京城，來年，翰林院學習期滿任編修。道光九年（1829年），任國史館纂修，再任總纂，來年任國史館提調。道光十三年（1833年）七月，大考翰詹，杜受田成績優秀，列二等第二名，當即晉升中允，八月，即外放陜甘學政，因為他的兒女親家史譜任陜西巡撫，任職回避，改任山西學政。任職學政期間，他的職務不斷變換、晉升，從右春坊右中允到左春坊左中允，道光十五年（1835年）七月，升司經局洗馬，八月即奉旨回京。在山西，杜受田數次遇到變故，他處亂不驚，穩定了人心，離開時，山西士子送他“人倫師表”牌匾，被他婉言謝絕。

　　清朝的翰林院是一個清貴、特殊的機構，主要負責撰修國史，為皇帝起草文稿，其人員備皇帝隨時咨詢，出京則一般是派遣差事擔任學政，而其身份職務仍然在翰林院。杜受田以其品德、學識和工作能力贏得各方好評，從普通翰林到從五品司經局洗馬，因此，道光皇帝為阿哥們選擇師傅時，兩位翰林院掌院學士皆以杜受田的名字上報。

　　在經過認真考察之后，道光特旨召他還京。道光十六年（1836年）正月，朱諭：“四阿哥著于四月初三日入學讀書，杜受田著充四阿哥師傅。欽此。”由此，杜受田任日講起居注官，正式入值上書房。為能及時進宮授課，杜受田搬到離皇宮的西安門內靜默寺中居住，有時三五天才回一次家。道光對杜受田很滿意，面諭說：“書房為根本之地，非只誦詩讀書肄習文藝，務使皇子深明理道變化氣質。所以充此任者，必求端人正士。今以皇子付汝，以后朕悉不與聞。至向來書房習氣不可不除，應即如尋常學塾教讀之法。俾諸皇子敬愛兼至。庶一日之間，與正人居處多一時，即與宦寺居處少一時。”道光對杜受田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也給予了無限的權力，更寄予了無限的希望。

　　在上書房，杜受田升遷速度極快。他3年內4次升遷，1837年官員考核，杜受田列一等，越級升右庶子，年底再升侍講學士。1838年，再轉侍讀學士，年中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道光對杜受田非常滿意，特命他“專在上書房授讀，無庸到閣批本。”年底又升為工部左侍郎，來年再兼署工部錢法堂事務。1841年，調任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執掌清朝的經濟命脈。

　　從擔任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庫，他一直負責此項工作，直到去世，成為清王朝的財政大管家。初次管理國庫時，他就果斷查處了庫丁盜銀案，并以此為契機整頓庫務，他查實了兩員管庫大臣舞弊的事實，立即給予革職查辦的處分。他親自為銀庫制訂章程，令值班的大臣五日輪班，必須親自到場監視銀兩的收發，不論嚴寒酷暑必須親自坐在大門旁，不得擅離職守。輪到他值班時，他就自帶午飯，身體力行，整日坐在廊檐下當場監視銀庫出入。他嚴禁庫丁越級與管庫官員交談，一切公務均按照規章進行，各負其責，因此，在他任職期間，銀庫的管理有條不紊，從未出差錯。按照舊的制度，每位管庫大臣每月都有飯銀50兩，在他的建議下，把這一項開支也革除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升任左都御史，負責監察并繼續兼管三庫，又賜紫禁城騎馬，年底，又升任工部尚書，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再任上書房總師傅，道光皇帝把培養皇子的重任全部交給了他。

　　清朝的上書房有一套完備的、極為嚴格的管理制度。皇子、皇孫六歲到上書房讀書，全年除元旦、端午節、中秋節、皇帝萬壽節以及本人生日等5天可以放假，除夕提前放學外，其他時間一概不能缺課，從黎明至薄暮，文武兼學。作為老師，杜受田既十分辛苦，也十分榮耀，他陪伴了咸豐的成長，咸豐對恩師也十分依賴和眷念，他曾經無限深情地說：“憶昔丙申年，六齡初入學。芝農日誨予，良傳咨啟沃。”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道光皇帝病逝，咸豐即位，升杜受田太子太傅兼署吏部尚書，再充實錄館總裁，因為吏部事務繁雜，調任刑部尚書，再升協辦大學士。杜受田雖然未入軍機處，但是，深得咸豐皇帝倚重，以帝師身份最被信任，國家大事、重要人事更迭，咸豐皇帝必征求他的意見。咸豐元年（1851年），又因為刑部公務繁雜，以協辦大學士身份管理禮部事務，仍不免除所兼的管理三庫職務，繼續執掌大清朝的國庫。

　　咸豐繼位之初，大清王朝處于內外交困時期。他協助咸豐重振帝國雄風，第一是革除了在鴉片戰爭中喪權辱國且拉幫結派的權臣穆彰阿等人，重用六阿哥等能臣；第二是廣開言路，采納曾國藩等人的建議，激活社會輿論；第三是重用漢臣和遭到打擊的老臣、名臣，重用曾國藩、向榮、周天爵等。一時，官場沉悶、守舊的風氣為之大變。

　　咸豐二年（1852年），因為黃河決口長期未堵復，江北、山東一帶受災嚴重，奉命與福州將軍怡良實施賑務，同時，擔負考察民情、查辦沿途各地違法亂紀官員的重任。從咸豐六歲起，杜受田就與他朝夕相處，十多年間未曾離開過，他們名為君臣，情同父子，當杜受田辭別咸豐時，他們兩人都難舍難分，抱頭痛哭。杜受田冒著酷暑進行賑災，旱路不通就走水路，他乘坐小舟，深入村莊考察民情，他上書說：“災廣民眾，賑恤不可緩，尤在得人。”他舉薦賢臣，責成專任，并果斷截留了由江南供應京城的漕米60萬石分發給了災民。在途中感染暑疫及觸及肝氣病，而他從不言自己的病情，親自與下屬核定賑濟章程，農歷七月初八日下午還與下屬商討對策，給咸豐匯報情況，第二天上午還召見地方官員，自覺將不久于人世，口授遺書，下午就病逝于江蘇淮安清江浦，享年66歲，可謂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杜受田的遺疏主要內容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指出當下面臨的三大危機，即天下不寧、黃河泛濫、國庫空虛；二是盼望咸豐皇帝做到：“敬天法祖，勤政愛民。本兢業以敕幾、慎好惡以出治、崇節儉以勵俗、賞罰以協中。”

　　杜受田去世的消息傳到京城，咸豐十分震驚，當即失聲痛哭，飽含感情地在杜受田的遺疏上朱批說：“憶昔在書齋，日承清誨，銘切五中。自前歲春凜承大寶，方冀贊襄帷幄，讜論常聞。詎料永無晤對之期，十七年情懷付與逝水。嗚呼！卿之不幸，實朕之不幸也！”咸豐不僅令停朝一日，而且命將棺木運抵北京，親臨祭奠，撫棺痛哭，贈太師大學士，謚號文正，在整個清朝大臣中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杜受田的靈柩在北京停放期間，不僅咸豐皇帝親臨祭奠，咸豐的六弟恭親王也帶領大內侍衛親臨祭奠，咸豐的五弟不僅親臨祭奠，悲痛異常，還撰寫挽聯曰：“悲切九重寵錫殊恩聯四代，緣慳一別常留遺范在三天。”咸豐三年（1853年），當杜受田的靈柩由北京運送回故鄉濱州時，咸豐特派恭親王送行，派大臣親自護送回濱州安葬。杜受田墳地是專門購置的，24畝，位于濱州城西北8里處，俗稱宋徐園墳，周圍有花墻，高大的御制碑，其墳墓為普通圓頂，三合土夯成，1957年被挖開時仍顏色不變，體柔如生。

　　杜受田屢任考官，又擔任吏部尚書，門生故吏遍天下。道光八年（1828年），任順天鄉試同考官，道光十二年（1832年），任云南鄉試副考官，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十七年（1847年）任會試副總裁，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咸豐元年（1851年）任順天鄉試正考官。他還擔任大考翰詹閱卷大臣、庶吉士散館閱卷大臣、順天鄉試復試閱卷大臣各1次，殿試讀卷官、朝考閱卷大臣、考試試差閱卷大臣各2次。

　　按照立德立功立言的標準，杜受田一生深處皇宮，默默無聞，他是為他人做嫁衣者。他的主要成就是擔任上書房師傅，負責教育皇子；擔任編輯各種國家重要文獻的總裁，如編修道光皇帝實錄、嘉慶皇帝實錄以及咸豐皇帝的文章等，主持編修《欽定科場條例》等；作為皇帝臣輔助執政、決策和以備顧問，主持一個方面的國家大計，如擔任左都御史、工部尚書、吏部尚書、刑部尚書等并長期負責財政。杜受田一生沉默寡言，處事謹慎，與父親、兒子“從不及禁中事，翰等益弗得聞。而年姻故舊頗有以無所建白為言者，頷之而已。”杜受田一生以筆墨服務國家，勤勉政事。他入翰林院，前后13年，非至親好友婚喪嫁娶和應對公務等必要事項不外出，以“事親、課子、自修”為樂。“暇侍家祖左右，不欲更以他事離側，故來約會課者，必婉謝之。而每歲秋冬夜，于燈下自課詩賦，自丙戌（1826年）至辛卯（1831年），得瀛洲賦草百余首，試帖詩草二百余首。”杜受田堪稱自律的典范。杜受田也是勤勉政事的典范，他從不耽誤課程，更不耽誤政事，“治官事尤勤懇，出都前一日，猶赴館竟日。”他擔任上書房老師15年，“自丙申（1836年）入直至庚戌（1850年），十五年中，自鄉、會試主考、總裁入闈而外，未嘗一日不侍講席。”《清史稿》有傳，有《杜文正公年譜》傳世。

　　杜受田傳世的書法作品以及詩歌、文章眾多，特別是為他人作序、撰寫傳記等文章散見各種史料中，如《續山東考古錄》等。他的《唐梅》：“疏梅冷蕊舊題詩，鐵干猶存傲雪姿。可有歸來千歲鶴，空山相伴月明時。”全詩格調孤傲、冷艷，是一首能夠反映其心理特征和所處地位的代表作。

　　咸豐三年（1853年），咸豐皇帝臨雍講學畢，面對成千的各級文武大臣和國子監學生們，感嘆時局維艱，國無良相，懷念起了自己的老師杜受田。他說：“朕親承啟迪，獲益良多。即位后，咨訪古今政治利弊，暨民生疾苦，無不盡心匡弼，獻納嘉謨。倘能久在左右，于時事艱虞，尚冀多所補救。”

　　杜受田以及他的父親杜堮，他的兩個兒子杜翰、杜?，他的一個孫子杜庭琛，均入翰林院，俗稱“父子五翰林”，在中國科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來源：濱州文旅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