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呂德文
近幾個月，許多山東農民被突如其來的疫情和合村并居搞得五味雜陳。
所謂合村并居，就是拆除農民住房、合并原有村莊，建立新型農村社區，讓農民集中住進樓房。
如果說疫情還只是一場天災，人們還可以躲在溫馨的家園迎來黎明，陰霾終會過去。那么，合村并居就像是一場人禍，它來勢洶洶，不講人情。它對農民的心理沖擊，怕是會伴隨終身。
甚至，對許多普普通通的農民來說，何時能適應新秩序，還是未知數。
拆 除
劉彬的老家在山東萊蕪劉家村，4月20日，這里公布了合村并居規劃方案，鎮里召開動員大會，劉家村在被拆除之列。
劉彬有點懵，消息來得太突然，他心里說不出的恐慌。他和鄉親們都擔心，一旦村子被拆了，將來怎么生活？村干部帶回來的消息是，村子是要拆的，但怎么個拆法，未來的小區建在哪里，住了小區怎么耕種，一切都未知。
劉彬胡思亂想了很多，他和父親都是黨員，他很清楚，他家得配合“大局”，會是第一批被拆的農戶。拆遷補償肯定不夠置換樓房，這就意味著，經濟條件本就不寬裕的他，現在就得準備一筆錢安頓父母。
山東省日照市東港區南湖鎮弓山村新村
和劉彬相比，濱州的袁珍和她的袁家村鄉親們，甚至連發懵的機會都沒有。
4月中旬，村里突然召開村民大會，鎮領導宣布袁家村被納入了合村并居范圍，率先拆村。隨即，一百多位鄉鎮干部組成的工作組開進袁家村，入戶宣傳動員。目的只有一個：讓村民簽字，同意拆房子。
這一變故實在太大，袁珍和大多數村民根本沒有心理準備。她是土生土長的袁家村人，親眼目睹袁家村從一個落后村莊變成了道路、廣場、電力、網絡、垃圾桶等一應俱全的“美麗鄉村”。沒想到，剛過上好日子，馬上就面臨變故。
關鍵是，當地政府在動員農民拆房子的同時，卻無法向他們承諾何時何地建好新社區。
袁珍實在想不通，本能反應就是守護自己的家園。她們一家和村里23戶人家一起，堅決不簽字，成了當地政府的“眼中釘”。
菏澤的孫野和他的孫家莊鄉親們也正在經歷煎熬。三月九日，疫情還沒結束，鎮政府就通過村里的大喇叭和宣傳車日夜不停地動員群眾簽字拆房子，搞得在家上網課的學生都不得安寧。
孫家莊是鎮里唯一在拆的村莊，政府既未出示任何文件，也未告知還建樓房的面積大小和價格如何，只是口頭表達被拆房子的最高標準是每平米750元，但有20%的折舊。換言之，最高補償標準是每平米600元。
網上公示的菏澤合村并居試點名單及補償標準（來源：齊裝網）
村民大多都不同意，但黨員和干部必須帶頭，當地政府動員有干部身份的親戚上門做工作。軟硬兼施下，全村260戶中，已有60戶簽訂了拆遷合同。
鎮領導和拆遷組作風強勢，派出所也時不時地將拍照“阻撓”拆遷的村民傳喚問話。看樣子，基層政府是不達目標誓不罷休的。孫野不知未來如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最糟心的或許是李尚一家。李尚所在的臨沂李家村，從去年十月開始大規模拆遷。雖說拆遷的同時，安置樓房正在離村4公里處建設，但因不具備入住條件，且補償標準極低，拆掉的平房無法置換一套樓房，李尚和村里的部分村民也成了“釘子戶”。
從三月底開始，李尚留守家中的父母親每天都要面對家中田地被挖、作物被損毀、斷路斷電、家門口被放鞭炮、房屋玻璃被砸碎等滋擾。
村居拆遷現場（圖片由作者提供）
李尚的父母無法忍受，于6月11日投奔在其他城市工作的李尚。6月13日中午，在沒有接到任何電話、短信告知的情況下，李尚家的房子終于被強拆了。
李尚覺得自己走投無路了。他報過警，寫過上訪信，打過市長熱線，但都沒用。他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我安慰，看看有關合村并居的相關討論，了解一下政策。雖于事無補，卻也只能認命。
軟硬兼施
袁珍講述了一次被“做工作”的經歷。
5月30日上午，政府工作人員再次來到袁珍家。前兩次是用手敲門，但袁珍的老公不在家，只有她和兩個孩子以及患心臟病的公公在家，袁珍害怕，就沒開門。
第三次，工作人員開始用磚頭砸門，兩個孩子被嚇得哭起來。被逼無奈，袁珍開了門，隨即被六個干部組成的工作組帶上了一輛面包車。
工作組很謹慎，一上車，袁珍的手機就被工作人員暫時保管了。因怕有人跟蹤，面包車在國道上繞了一圈，才開到鄉政府的一個社區辦事處（并不是袁家村所在的社區）。
袁珍回憶，從上午十點到晚上兩點，六個工作人員與她談了16個小時。
工作組總是軟硬兼施。一方面，他們給袁珍暢想了許多美好前景，說將來住社區了，有更大的廣場跳舞，政府提供電商培訓，她可以做生意。有位干部甚至許諾，袁珍雖然只是初中學歷，但到時候可以考個中專，到鄉政府上班。
另一方面，他們又說合村并居是國家政策，做“釘子戶”會影響子女上大學、考公務員，還影響子女結婚。
袁珍說，她剛被帶走的時候，家里打電話報警。派出所民警立馬就找到了談話的地方，并讓袁珍簽了一個出警回執，解釋說這不是非法拘禁，而是做工作。
鄉干部見這情形，立馬表示：你看，派出所也聽政府的，報警也沒用。
鄉干部說了很多，但袁珍眼皮子底下的訴求，他們卻沒一句確切的話。袁珍問新社區在哪里、什么時候建，一位工作人員表示，明年八月十五就搬新小區。袁珍反駁，隔壁水庫搬遷村，村子被拆了兩年了，村民還在流浪！
最終，袁珍還是沒簽字。到晚上快兩點時，家里打電話給村支書，說如果袁珍出了問題，唯他是問。村支書無奈，只能和鄉政府協調，工作組終于把袁珍送回了家。
實際上，面對工作組和拆遷隊，劉彬、孫野、李尚都有和袁珍一樣的無力感。政策話語如此強大，以至于人們不服從都不行。
比如，只要是黨員和干部，乃至于干部的親戚，必須服從“政策”。在地方政府看來，這些人本就應該是“講大局”的，無論是否理解，都必須服從合村并居這一“政策”。漸漸的，那些不服從“政策”的，也就成了“對抗政府”的邊緣人。
這個邏輯實在強大，在農村，每個家庭總會有一兩個在“體制內”工作的親戚朋友；哪怕沒有，也還是和“體制”有關聯。當體制內的親戚朋友來當“說客”時，大家都很尷尬，但說服群眾簽訂拆遷合同，是體制內人員的“工作”。有些地方甚至規定，什么時候完成這項特別的“工作”，就什么時候再回去上班。
對群眾來說，心不甘、情不愿地讓政府拆掉房子，實在窩火；但不接受吧，又像是給親戚難堪，如果影響了別人的前程，罪過真是太大了。最終，無論結果如何，肯定是“親戚不像親戚，朋友不像朋友”。
農民被拆之后臨時搭建的住房（圖片由作者提供）
袁珍舉了一個例子。袁家村有位村民，雖不是體制內的人，但也被政府“拿捏”地準準的。
這位村民在鎮里開了一家工廠，因為不愿簽合同，環保、安全、消防等各個執法部門不斷上門檢查，有一次還被強制停電停產了。這位村民被逼無奈，只好簽字。
基層的工作力度越大，調動的社會資源越多，群眾感受到的政策壓力也就越大。從結果上看，很多村民簽了拆遷合同，但有多少是真心擁護合村并居政策的呢？
哪怕劉彬這樣有大局意識的人第一批簽了字，也很難說他是心甘情愿的。至于別的村民，就更是軟硬兼施下“逼簽”的結果了。李尚的父母算是反抗到底，卻還是逃脫不了強拆的結局。
補 償
平心而論，無論是出于本能的敬畏，還是出于無奈，大多數村民哪怕一百個不情愿，但其實已經為自己的家園預設了被拆的命運。只不過，他們需要評估的是：上樓后的生活還有尊嚴么？
山東農民的傳統房屋由正房、偏房、院子和門樓圍合而成。一般來說，如果有單獨的院子，老人會獨居一處；如果沒有，老人就住兒子家的偏房，住一起，但分別開火。
年輕人大多住在鋼筋混泥土的樓房。這些樓房或是結婚時所造，或是為改善居住環境重新翻蓋的。房子比較新，宅基地面積也比較大。
但在合村并居政策下，村民被拆之后，居住質量不僅大大降低，還得倒貼十萬左右才能住進樓房。
山東省菏澤市東明縣長興集鄉竹林社區
以袁家村為例，政府并未請正規公司來評估，只是工作組自己做了一個簡單的評估表，只列了正房、偏房、宅基地、青苗補償等幾項大類，每個大類有個總價。
其中，正方（北屋）按500-700元每平方米計算，偏方按200-300元每平方米計算，土胚房評估價格會更低；宅基地不算價格。
袁珍家的正房共163平米，每平米按713元計算，評估下來不到12萬，把偏房和青苗補償加上，再加上2萬元的安置費，也才16萬。
安置房面積一般有80、100、120、130平米不等，按自家正方面積的置換價為1100元/平米，不足部分按1800元/平米的價格置換。這就意味著，袁珍把自己房子拆了還換不了130平米的毛坯樓房。如果真要入住，還得再花大幾萬的裝修費。
年輕人在乎的還只是一次性的購房補償，老年人想得更多。只要搬進樓房，不僅耕作不方便，水、氣、取暖等費用，一年怎么也得增加幾千元生活成本。很多老人說，“沖個廁所也要花錢”。
還有一個巨大的現實問題無法解決，一旦搬進樓房，老年人和年輕人如何相處？這些問題，看似細小，卻是諸多人倫悲劇的導火索。
那些見過所謂新型農村社區的農民都知道，搬進小區后，老年人普遍都得住車庫。面上的說法都是腿腳不便，不好上樓。但內心的無奈是，如果和子女住在一起，一定會在狹小空間內激起無數家庭矛盾。為了維持家庭和諧，老年人只能忍痛住在“冬冷夏熱”的車庫里。
最讓人不可接受的是，絕大多數地方推行合村并居都是“先拆后建”。小區八字還沒一撇就動員群眾拆房子的情況，比比皆是。
一個現實問題是，群眾如何過渡？政府雖然會發放少量安置費，但根本不夠生活。被拆農民只有三個選擇：租房、投親靠友和搭窩棚。
農民自己搭建的窩棚（圖片由作者提供）
在有些地方，由于合村并居的速度太快，被拆農戶想租房也租不到。尤其是老年人，哪怕是有房源，房東也不愿意租。因為幾乎所有人都怕老年人在居住期間出事，既無法承擔責任，也挺忌諱的。
而如果一兩年都還無法回遷，投親靠友也不是長久之計。再加上，農民即便被拆了房子，總還有莊稼和果園需要照料。于是，絕大多數被拆農戶都選擇在田間地頭搭窩棚居住。一旦哪個地方推行合村并居，農民住窩棚的景象就會大面積出現。
預 見
袁珍不明白，背著債務上樓，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種田的還種田，務工的還務工，這哪是好日子呢？大概率是，住進小區才發現，還是農村好。
其實，基層政府也沒有底氣。以至于，很多鄉鎮干部做群眾工作時，說著說著自己都不信了。要么就像袁珍面對的一樣，連哄帶騙“逼簽”；要么就像李尚面對的一樣，連道理都不講，干脆強拆。
對大多數基層政府而言，合村并居是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必須完成的任務。盡管最近山東省和一些地級市政府都宣稱合村并組沒有硬杠杠，不搞“齊步走、一刀切”，但各個鄉鎮在推行政策的過程中，無不是以貫徹上級政府的決策為依據，無不是以“壓實責任”等工作方法強硬推行。
觀察者網采訪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教授談城鄉發展問題
比如，孫家村所在鄉鎮主要領導在合村并居動員會上就強調，此次合村并居時間緊、任務重，要加強組織領導，壓緊壓實責任；要嚴明紀律，嚴格督查問責。
然而，合村并居需要大量的資金，從何而來？早先的試點，都是選擇條件比較好、地方財政比較殷實的地區開展。濟寧市有一個十年前合村并點形成的“萬人社區”，當地是濟寧財政實力前三的鄉鎮，當年為搞試點，當地財政預算了1億元建設新型社區；為滿足群眾實際需要，最終卻花了3.2億才建成。
即便如此，這個新型農村社區也還是有形無實，既沒有實現鄉村振興，也無助于城鎮化，更談不上城鄉融合發展。農民還是回村里種田，合在一起的兩個村，雖共處一個社區，卻還是有兩個村級組織。連疫情防控，兩個村的村干部也是各守大門的一邊，各自管各自的村民。
面對種種質疑，6月17日，山東省政府新聞辦召開新聞發布會，省自然資源廳廳長李琥介紹說，目前，農村社區建設還處在探索推進階段，沒有下指標派任務，沒有大規模的大拆大建。
他還承諾，拆不拆、搬不搬、建不建，由農民群眾說了算，村民同意率必須達到95%以上才能實施，不搞強迫命令“一刀切”，不能增加農民負擔。
山東省委農辦主任、省農業農村廳廳長李希信也在會上說，“我們將對基層的創新創造進行認真總結，對工作中產生的偏差和問題及時糾正，堅決把維護農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堅持因地制宜，把好事辦好。”
我們希望，山東省能真正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讓合村并居政策走上正軌，在尊重農民意愿的前提下推進。
合村并居，千萬不能成為一場瞎折騰。
（為保護采訪對象，文中人物與村莊為化名。）
（南風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