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登在回答網友提問時，明確表示他不是中國間諜。他指責美國政府“否定了他可以接受公平審訊的任何機會”。他還進一步揭露2009年20國集團倫敦峰會期間，英美政府監聽多國代表團通話記錄、包括監聽時任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通話的秘密情況。

　　斯諾登給美國造成比阿桑奇維基解密更直接的打擊，世界輿論同情和支持他的聲音在增加，美國政府處于多年來罕有的尷尬位置。輿論的這一傾向或將影響斯諾登的命運。

　　隨著全球輿論的不斷發酵，斯諾登被“五花大綁”遣送回美國，將變得不可思議。香港特區政府受到的輿論壓力已大大超過來自美國政府的壓力。即使對華盛頓來說，現在在風頭上“抓”斯諾登回國也已變得弊大于利。它將在受到情報損失之后，再額外被全世界的唾沫淹一次。

　　華盛頓既沒向香港特區政府，也沒向北京公開喊話，它這樣做是聰明的。如果美國政府同香港方面和北京圍繞斯諾登公開沖突，它很難成為贏家。

　　北京中央政府采取了相對超脫的姿態，不輕易使用它的影響力。從道義上說，華盛頓沒有就這件事同北京對抗的底氣。說“斯諾登是中國間諜”，這樣的謊言可信度極低，根本無法幫助美國在道德上站起來。

　　事情的結局最終取決于香港特區政府怎么做。現在看來，香港只能依法依規，同時根據民意來決定斯諾登的命運。由于法律的解釋空間很大，民意尤其是關鍵性因素。

　　香港應在這件事上拋開對中美關系的過多考慮，不妨做得更率性些，直接與民意和輿論互動。因為中美關系太復雜，雙方就斯諾登事件的溝通性質本身就不確定。現在更有利的是由香港來引導這件事上的中美關系，而不是反過來讓中美關系告訴香港怎么做。

　　香港自回歸以來，經濟保持了繁榮，但圍繞其社會的民主制度外界一直議論紛紛。斯諾登恰是因為相信香港是自由和民主的社會才選擇了它，這給了香港一個在世人面前展示自我的重要機會。向全世界證明香港的確是自由社會，這是香港圍繞斯諾登事件的最高利益，也是這個“東方之珠”的長遠利益。

　　香港社會容納了反對北京中央政府的人，它為什么不能接納斯諾登這樣的美國“叛逆者”呢？香港有可能擴大其“政治自由”的內涵，成為世界的某種榜樣。因此處理好斯諾登事件，或許會對香港的未來產生戰略性意義。

　　美國長期在政治領域使用雙重標準，其根源是美國的自私。美如果不做調整，今后將不斷成為世界輿論的靶子。香港特區政府若能同華盛頓的要求保持距離，時間將證明它這樣做的正確性。

　　這是香港回歸以來，在國際政治中最受世界矚目的一次。香港如何對待斯諾登，將成為世界認識它的一個突出窗口。香港決不可成為世界輿論嘲笑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