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金之重：農村城市兩重天
值得注意的是，與農村較高的禮金相比，有些受訪者明顯感到城市的隨禮負擔較小。
“老家隨禮重，銀川明顯輕一些。一般同事都是隨兩三百元，關系好的也就隨千八百塊錢，還能接受。”馬廣軍告訴記者。
盡管10多年的城市生活擴展了朋友圈，讓李春林覺得各種名目的隨禮應接不暇，但他同時坦言“銀川的普通同事有事兒隨禮不多”。
國家統計局寧夏調查總隊的調查數據顯示，2015年前三季度，寧夏居民婚喪嫁娶禮金支出人均1058.6元，增長13.2%，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支出1000.4元，增長16.0%；農村居民人均支出1117.9元，增長10.9%。可支配收入不及城鎮居民三分之一的農村居民，婚喪嫁娶禮金支出高出了城鎮居民117.5元，占可支配收入的19.1%。
甘肅張家川縣統計局的調查也顯示，2014年該縣農村居民人均婚喪嫁娶禮金支出1354元，占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2.1%；城鎮居民人均婚喪嫁娶禮金支出2851.7元，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6.6%。農村居民人情消費支出比重高于城鎮居民，贈禮支出費用對農村居民的生活負擔較重。
對農村禮金支出高于城鎮的情況，吉林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金曉彤認為，農村與城鎮人情支出占收入比重呈現反態的特點，既有居住模式差異的因素，也有城市文化變遷的原因。
“現在許多農村還是一個村一個屯的結構，比如說村子里有50戶居民，大家距離都比較近，經常會相互走動。”金曉彤說，“但是許多城市居民已經搬到了自己購買的商品房，鄰居之間都不怎么認識，所以城市中大量地緣性的鄰里往來就不存在了。而且，城市中原有的朋友、親戚間的人情關系，也會因為居住相對分散而減少隨禮的次數。”
金曉彤還強調，近年來，城市文化已經融合了西方的消費文化。西方社會講究個體意識，不像中國人這樣過于看重個人在集體中的位置，所以西方的人情消費只是表達個人的心意，不會像國內這樣盲目攀比。如今城市社會脫離了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城市居民也更容易接受西方的人情消費觀念了。
有些在農村長大、在城市工作的年輕人還表示，他們在城鄉會采用兩種不同的隨禮觀念。
兩年前，湖北宜昌男孩魏華到北京工作，他從來沒有給同事隨過禮金。“都是家里有大事散幾顆糖，最多一起吃頓飯。”但是，當家鄉的同學結婚時，他卻會托父母或其他同學帶去禮金，有時還會使用微信直接轉賬。
這種觀念也影響了魏華的婚禮操辦方式。他選擇在家鄉舉辦婚禮，沒有刻意通知在北京工作的大學同學，只是事后跟大家簡單吃了頓飯。“在大城市告訴同學我要結婚順便收取禮金，可能會讓同學感覺比較尷尬。北漂的人隨時可能回家或者換地方，我們可不能虧欠人家。”
在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王忠武看來，城市新移民在農村和城市采用不同的隨禮觀念，主要是因為社會結構的差異。因為農村深厚的鄉土文化參與了社會關系的建構，家庭之間有幾十年交情的歷史積淀，這確保農村居民處在一種深交往的熟人社會中，個人隨出去的人情一般都能還回來。
“而城市新移民的人情關系主要是以同學、同事為主，不會把歷史性的或是家族的因素牽扯進來。陌生人社會的人情往來主要是功利性的交往、工作交往，這種淺交往隨出的禮金較少。”王忠武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