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東昌府區湖西街道辦事處齊北村村民高萬星在老宅整理爺爺遺物時，意外發現了16張地契，這些地契從光緒年間至民國時期，距今已上百年，恰如一段保存完好的土地交易檔案，真實地記錄了高氏家族的歷史變遷。

　　老箱子下面舊紙原是地契

　　這些地契顏色暗黃，多數保存比較完整，有四五張已遭蟲蛀、鼠咬。其中1張買方署著“玉德堂”，1張買方署著“高耀堂”，還有9張買方為“高文慶”，其余署名并非高姓人。

　　“爺爺1999年就去世了，爺爺留下的一只老箱子，原先家里人沒動過。”高萬星說，前天有個收舊貨的來了，他把箱子搬出來，想賣掉，這才看到箱子內布墊子下面有一層舊紙，他仔細一看發現全是地契。收舊貨的想買，他說不能賣，“這是家史見證，得收藏著。”

　　“高文慶是我父親，他字同文，一般人都稱他‘高同文’。”高萬星76歲的姑媽高玉蘭說，她老家在古城內的前王園街路南，光緒年間到民國前期，那里有我家占地近1畝的一處四合院。那時，院子中有20多間房子，正房里掛著‘玉德堂’的匾額。民國后期，那院子就小了，我的一位堂曾祖高華堂1946年還是在那個院子里去世的。她找出一張地契，只見上面寫有“中人高華堂”的字樣。

　　高玉蘭說，光緒年間，她的高祖高鳳儀任職聊城縣漕糧房老總，并在古樓東街開設多家買賣，其中有“書寶堂”、“義安成”等商號，“那張光緒25年(1899)地契上的‘高耀堂’是高鳳儀的長子、我的曾祖父，他又名高明德。”

　　地契主人曾隨范筑先抗日

　　“這些地契多數是我父親高文慶買地的證明。父親命苦，從小父母早亡，后來隨舅舅生活，定居于齊北村。因為父親自幼養成勤勞的習慣，有了余資后就購買耕地，使家庭生活逐漸擺脫貧困。他一生艱苦樸素，勤于農耕。”高玉蘭說。

　　讓人驚奇的是，竟然有一張地契是民國32年(1943)的，“那一年，魯西大旱，一年兩季無收，百姓流離失所，賣兒賣女，不知餓死多少人呢，父親竟然還有購地能力。”高玉蘭分析，父親把每年余糧賣掉后，錢都存著，從不亂花，“父親是個精明人，他把錢留著，擇機買賤價耕地。”

　　“抗日戰爭爆發后，我父親高文慶到范筑先將軍的部隊抗日救國。他那時用的是“高同文’這個名字。他初在游擊營三連一排二班當戰士，后來營長林金堂喜歡他機靈，將他帶在身邊當警衛員。”高玉蘭說。

　　高玉蘭聽父親的戰友講過，在聊城保衛戰中，高同文隨營長林金堂巡視南門，與守城戰士一起與敵人展開肉搏戰，用大砍刀連傷數敵。林金堂派他到各處了解戰情，最后時刻未與林金堂在一起。

　　“林金堂戰死西門，而我父親受到百姓保護，于夜晚逃出城外。”她說，當年人們誤認他已經犧牲，因此，梁水鎮范公祠抗日殉國烈士紀念碑上至今仍鐫刻著“高同文”的名字。

　　收藏愛好者>>　老地契有收藏價值

　　那時高家有50畝耕地，有沒有雇工呢？高玉蘭說，那時靠天吃飯，地里活不多，不像現在，那時種地不施肥、不除草、不澆地，只有風調雨順才能有收成，遇到旱、澇季都減產甚至會顆粒無收。豐年每畝每季也就是打上百斤糧食。只有麥收、秋收時，臨時找人幫幫忙，“或者說，雇傭幾天短工。”

　　高玉蘭回憶，父親購買的這些地，“有一部分后來作了宅基地，有一部分在搞合作化和‘入社’時歸了公。”由于有相當一部分耕地是1947年前后購買的，印著‘冀魯豫邊區行署’字樣，所以土改時，他家被定的“家庭成分”并不高。而且他父親是齊北村農民協會的“五大委員”之一，還當過村長。

　　東昌府區的票證收藏愛好者許先生表示，地契作為見證我國土地權屬變更的重要歷史資料，真實地反映了我國不同的歷史時期的土地所有權制度、土地所有權屬變更以及土地的管理制度，甚至反映某一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狀況，有不小收藏價值。“因為地契存世量太多，所以價格不高，但具有一定的升值潛力。”許先生說，高先生這些地契中，有部分印著‘冀魯豫邊區行署’等字樣，屬于解放區地契，市場價格比較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