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方式越來越“親民”

　　GDP增速新低，GDP含金量創新高

　　根據國家統計局1月20日公布的數據，2013年全國GDP為56.8845萬億元，增速為7.7%。這一增長速度與2012年持平，卻是近5年來的新低。

　　然而，《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析近5年GDP含金量數據發現，雖然2013年GDP增速為新低，但2013年GDP含金量全國平均水平為近5年新高，而細化到每個省份，GDP含金量也呈上升趨勢。以31省份的算術平均數計算，近5年(2009年—2013年)全國GDP含金量平均值分別為0.3856、0.3756、0.3763、0.395、0.409，呈現上升趨勢。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表示，2013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3%，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7%，經過城鎮化率53.7%的權重計算后，我國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超過了GDP 7.7%的增長速度。

　　從GDP含金量的計算公式上看，GDP含金量會得到提升，是因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高于人均GDP的增長速度。

　　楊開忠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自“十二五”開局(2011年)以來，GDP含金量整體上升，說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以及惠民的政策(不與民爭利的政策)落實得更加到位，民生政策和經濟發展方式的效果更加明顯、充分。全國各地的含金量增長普遍加快，只不過有的來得晚一點，有的來得早一點。有的省份財力強的，產業結構比較高端一點的，發展方式轉變得就快，表現到GDP含金量上增長就快。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指出，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加大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產能過剩、科技創新、安全生產、新增債務等指標的權重，更加重視勞動就業、居民收入、社會保障、人民健康狀況。

　　“唯GDP政績觀”的改變，將使得我國宏觀調控體系更加健全，為市場和社會的穩態發展創造條件，使得居民收入增長更快，GDP含金量也會再創新高。

　　GDP含金量是什么？怎么計算？

　　人性化的GDP  幸福指數  幸福感   提高居民收入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程恩富認為，改善民生問題是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衡量經濟發展程度和經濟實力，不只是看GDP指標，首先應看民眾收入的多少，生活水平、生活質量的高低，以及“幸福感”的高低。程恩富認為，《中國經濟周刊》選用的“GDP含金量”與“人性化的GDP”、“幸福指數”、“幸福感”基本上是一致的，其核心是“提高居民收入”。

　　發展因子  P2=I/MGDP

　　2005年，曾任山東電力集團公司高級工程師的崔健偉在《山東大學學報》上發表論文，正式推出P2=I/MGDP的公式，其中P2代表發展因子，I表示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的可支配收入，M表示當地居民人口，GDP表示當地的人均GDP。崔健偉提出的發展因子成為GDP質量的直觀表征，揭示了GDP的“民生含量”，且與后來本刊選用的“GDP含金量”測算公式基本一致。

　　單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等于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

　　2010年，《中國經濟周刊》在全國范圍內尋找以人為本的新的經濟發展衡量指標時，北京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楊開忠提供了“單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計算公式：“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得出的數值相當于當地的GDP含金量，即居民的幸福指數。此后5年的“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均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和高度評價，該指標也因此沿用至今。

　　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城鎮人口占比

　　需要指出的是，人均GDP由當地GDP總數除以當地常住人口得出。而各地統計機構未公布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數據，所以根據專家建議，人均可支配收入采用近似算法，即由“(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城鎮人口占比”計算得出。

　　老百姓為什么不講GDP

　　我們需要怎樣的指標？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李勇

　　自1934年誕生以來，GDP(國內生產總值)指標為全球決策者判斷經濟冷熱、決定政策取向并精細調整力度與節奏提供了依據，也幫助企業分析市場機遇和挑戰，做出于己有利的商業決策。

　　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甚至這樣贊美GDP：“雖然GDP和國民經濟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們確實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如同人造衛星探測地球上的氣候，GDP描繪出一幅經濟運行狀態的整體圖景。”

　　改革開放以來，GDP成為衡量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標準，不管是投行、經濟研究機構還是經濟學家，它們所作出的關于GDP增速的預期和判斷，總能引起關注，有的時候甚至影響股市的走向。GDP指標還一度成為地方官員頭上這頂烏紗帽的考核依據。

　　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漸漸發現GDP指標自身有缺陷，GDP的增長并不能完全代表健康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中期、80年代后期和2008年前后，對GDP的質疑有過三次高潮。

　　專家認為，GDP指標不能完全反映經濟活動的總量、不能準確反映經濟活動的質量和效益、不能準確反映經濟結構、不能準確反映社會分配和民生改善、不能準確反映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

　　在我國，以往各地熱衷追求GDP，產生了許多問題。

　　首先，不利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說，一些地方為了招商引資、爭搶項目，土地出讓“零地價”，稅收減免“無底線”，污染排放“看不見”。這么做既人為壓低了工業投資成本，助長產能過度擴張，導致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又削弱了企業的創新動力，使其習慣于低水平、低技術、低效率的重復投入，還把本應用于改善民生的財政收入變相用于補貼企業，嚴重擾亂了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

　　其次，不利于轉方式、調結構。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表示，“一些地方官員看重GDP，是因為它能‘一年一變樣’，又代表政績，政績光鮮自然能步步高升。而轉方式、調結構是慢功夫，這一屆費力氣，收效的是下一屆，誰會去干這種‘傻事’呢？”

　　再次，不利于改善民生。王一鳴表示，過于重視GDP，必然會忽視改善民生，結果經濟蛋糕做大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卻降低了，以至于一些地方的群眾調侃干部“你們天天講GDP，我們關心的是人民幣”。

　　最后，不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環境。

　　除了GDP，國際上都有哪些衡量發展狀況的指標？

　　“凈經濟福利指標”：

　　1972年，兩位美國學者主張把城市中的污染、交通堵塞等經濟行為產生的社會成本從GDP中扣除掉；同時加入傳統上被忽略的經濟活動，例如休閑、家政、社會義工等。

　　“國內生產凈值”：

　　1989年，美國學者主張將自然資源損耗成本從GDP中扣除。

　　“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

　　1989年，兩位美國經濟學家提出該指數，指數包含一些過去沒有的內容。例如，它計算財富分配的狀況，如果分配超出不公平的標準，必須被扣分；它還計算社會成本，如失業率、犯罪率；醫療支出等社會成本，也不能算成對經濟有貢獻。

　　“人類發展指數”：

　　1990年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提出。這項指數最重要的突破，是認為國民所得在達到一定程度后，對人類帶來的福祉、效益會逐漸遞減；主張從人本觀點出發，反對以GDP作為國家最終追求的目標，這項指數除了調整國民所得之外，還加了三項指標，即人口平均壽命、成人文盲比例、學齡兒童就學率。

　　“可持續發展指數”：

　　1995年，聯合國環境署提出。這套指標包含四大類：一是社會，二是經濟，三是環境，四是政府組織、民間機構。綜合這幾個方面得出可持續發展指標的狀況。

　　“綠色GDP”：

　　1997年，德、美三位學者共同提出了“在財富成倍增加的同時使資源消耗減半”的新理念，還提出了綠色經濟和綠色GDP的新概念。(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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