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修，山東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曾任英語系主任，全國美國文學學會理事，全國英國文學學會理事，山東省外國文學學會副會長，山東省翻譯協會副會長等職務。1999年退休后，他仍繼續為研究生授課并指導論文，直到2003年因身體原因不再從事教學工作。

　　李自修教授年輕時就讀于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多年的學習為他打下了深厚的語言功底。后又對翻譯情有獨鐘，用功不輟，翻譯了《馬克思主義與形式》、《劍橋大學簡史》、《富蘭克林自傳》、《湯姆叔叔的小屋》等各類文論、小說、譯著等數百萬字，受到國內外同行的贊譽。

　　學術著作的翻譯工作對譯者所提出的挑戰，不僅是語言的精熟，還有對理論的透悟。李自修先生曾系統研讀過康德、黑格爾、朱光潛、宗白華等中西美學家的著作，他的譯著明晰而通暢的，字里行間中流露著中國傳統文學之美。

　　李老師的課，不像是在講課， 更像是在和同學們談心，總是引人入勝，他對課文中的難點的解釋總是恰到好處， 令人信服，贏得大批學子的尊重和敬仰。

　　新浪山東《山師學者》欄目走進山東師范大學，獨家對話“智學勤勉、慧通中外”的李自修先生，感受這位學者的別樣人生。

　　新浪山東：1965年，您自北京大學畢業后就在山東師范大學任教，您與山東師范大學有著五十多年的不解之緣。在這五十余年的時光中，有沒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李自修：印象深刻的事應該說有很多。首先我在山師大待了五十年，結下了不解之緣。實際上我覺的我和濟南的結緣更早。我是1954年來到濟南的，那個時候我從鄉下到這里來考高中。結果被濟南七中錄取了。說來話長，本來是想考鐵技的。因為家里經濟條件不好，不贊成我上學，就想讓我考一個中等專業學校。結果到了鐵技，鐵技和七中是對門的，他那還有一天停止報名，第二天還要查體，還要好多工作，時間來不及了。我就去了七中，到了七中第二天，本來也不想報的，因為它是剛剛成立的第二年。那里的教務委員叫梁守剛好像是，就說你們不是考我們七中嗎，把畢業證拿出來，我們給你報名，這樣就報上七中了。1957年我才考到北大去。正是由于和濟南結緣比較早，畢業的時候我就理所當然的又分配了回來。當時是分配制度。當時北大，其實畢業生并不多，每一屆只有25個，當時在校的女同學是4個，其他都是男同學。當時整個北大就是8:1，男的8個、女的1個，和現在不一樣，所以當時就分回來了。分回來最初，是在濟南英語專科學校，是培養中等翻譯人才的地方。它是1964年成立的。和濟南英語專科學校同時成立的有14個，比如大連日專、哈爾濱俄專、西安英專、武漢英專、杭州英專等，一共14個，聽說是在周總理的關懷下成立的。1964年成立，六四年、六五年，這時候就號召所有的高等院校要支持這些新成立的專科學校，所以當時就過來了。和我一塊前后期過來的，有北外的、有華東師大的、有上海外院的，全國各地都有，這是英專的一部分。英專剛成立的時候沒有校址，本來是想在輕騎那一塊有房子，當時的英專的領導覺得太偏僻，不要，就先借住在山師。后來1965年文革開始之后，就不能再新建校址了，就和山師合并了，合并以后叫英語系。因為山師原來還有個外語系，我們叫英語系。英語系到了文革以后就和外語系合并了，就是外語學院，所以淵源是這樣過來的。這五十多年，過得很長，但是也過得很快。我現在覺得，讓我印象最深的，就學校而言，就我個人而言，因為學校這個生態環境和社會不一樣，當然它不是脫離社會的，但是它沒有那些英雄壯舉，也沒有那些驚天地泣鬼神的事跡，只能是平常的小事。我記得在教師當中，原來外語學院的，就是外語系的一些老教師，當時我們都是小青年，他們是老教師，現在回想起來，他們也就是最多五十歲。給我的印象是什么呢？他們非常獎掖后進，很關心你。第一次我們試講，他手把手地教你，這是我沒有想到的。因為我是上的北大，沒有教學實習，缺了這個環節。他手把手地教你，應該注意一些什么東西。這里舉一個例子，一個叫王義福的老師，這位老先生92歲去世了。他給人的印象是什么呢？是謙謙君子、溫柔敦厚、氣相格局很大的一個人，在治學上非常嚴謹。我有問題向他請教，他不知道，他說李老師對不起，我以后再告訴你。第二天他就到我宿舍去敲門，到我宿舍區，寫了一個條，我保留了好長時間他這個條，as的用法，既可以當連詞又可以當關系副詞，還可以當什么，舉了好多例子。不光是對我這樣，對其他老師也是一視同仁。他在獎掖后進、在為人上給我樹立了榜樣，在治學上更給我樹立了榜樣。他經常讓我想起我在大學的一個老師，李賦寧先生。李賦寧也是桃李滿天下的一個比較有名的學者，他也是很嚴謹的。當時讓我很難忘的王義福老師的事情是，讓房子。當時還沒有貨幣化，是分配住房，因為他是教授，他住三居室，三居室也沒廳，就是三個房間。因為他有兒子、有女兒，他兒子后來結婚走了，他兩口和女兒一塊住，后來他女兒王小平，在八十年代末到美國去留學，按照規定就不能住三室了。這老先生就寫了一個退房的書面申請到校產科，說我女兒已經出去了，現在我老兩口用不了三間房，我要搬到兩居室的房子里去，這個在現在是很難想象的。另外還有一個是跟我年齡差不多的老師，給我印象也很深，這是個女老師史衍英。史衍英老師是廈門大學畢業的，在廈門大學畢業以后，她就一直教一二年級，特別教一年級，把語音關。英語它有個語音關，你在中學里學的好，當然語音關容易過。但往往是從農村上來的一些學生，發音受家鄉話的影響，用山東話來說就是很哏，要是學德語行，德語很哏，英語它不是那樣，所以要撥出前三個月的時間來過語音關。我在大學的時候也是這樣，那個時候在北大分得更細，25個人分兩個小班，一個12個人一個13個人，每一個小班再分兩個小組，也就是六七個人，每次到糾正發音的時候，找一個地方，一個老師坐在沙發上，我也坐在沙發上，面對面的糾音。每次糾音半個小時，一下就是三個月，這樣發音沒法不好。史衍英她的做法就跟我在母校的時候差不多，她是非常喜歡這樣的工作。當時作為一個大學教師來說，有的老師可能上進心比較強，覺得我光教一二年級算什么，我要教三四年級，我不能光教精讀、泛讀、聽力、口語，我還要教高年級的課。但是史衍英不，史衍英就以此為樂，而且她培養了兩個老師，其中一個呂良環到了華師大。她這樣做的結果呢，山師外語系英語專業的畢業生發音基本上都不次于兄弟院校。我到兄弟院校去參加碩士論文答辯，聽這個學生發音挺好，我就問他哪里畢業的，問了好幾個都是山師畢業的。史衍英老師對于山師外語學院，原來英語系學生的語音教學、基礎教學是功莫大焉，應該是很有功勞的。但是正是因為她長期從事基礎教學，沒有什么科研，所以一直晉升不上正高職。但她沒有怨言，她從來不跟別人爭，到了最后了，大概是零幾年退休的，才提上。這個給我印象很深。

　　我印象最深的應該是兩撥學生，第一撥應該是我第一次教本科，77級、78級。文革期間1966年就開始停止招生，一直到1977年，這十年的時間積累了一些學生。他們年齡比較大、求知欲特別旺，到了學校如饑似渴，成天鉆到圖書館里，也是我第一次教本科。原來在濟南英專是兩年制，兩年制就是教專科，教過一屆。77級、78級的學生求知欲高。為人處事上也比較成熟，包容性比較大。當時我們上課的時候也就30多歲，也算青年教師，十年的文革期間都荒廢了。他們的求知欲那么旺，各種各樣的問題就都來了。我們當時也處于正在恢復專業的階段，因為當時請了一些外教，外教不光給學生上課，也給我們上課進修，總想盡快的恢復。在恢復期間，難免出一些問題，他們都非常理解、我估計當時的年輕老師都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一方面是覺得這些學生求知欲很旺，另一方面覺得好像不能滿足他們求知的要求。實際上，就像我剛才說到的王義福老師一樣，你告訴他，我下去給你查一查，回來再告訴你，這樣做不但不會降低你的威信，還會提高老師的地位和威信。77屆、78屆的學生，大部分都是在高校里教課，也有的做翻譯，有的轉到外貿，有碩士學外貿或者國際法、海洋法，學新聞、學雙學士，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績，而且他們都沒有忘記母校。2008年他們回來，2008年正好是他們入校30周年，都回來，一個個年齡都大了，但是對母校還有一個非常熱愛的心。在他們離校之后，聽到某個學生有了什么成績，覺得欣喜之外，也是很難忘的。

　　比方說77屆有一個學生叫秦亞青，現在是外交學院的院長，他現在是院長，做出了很大成績。另外我還想到81級有一個學生，他考的碩士生是對外經貿大學的外貿，博士據說是前副總理吳儀的博士，他搞入關，原來叫關貿總協定，后來叫世界貿易組織，入世，他參加了十來年的談判，就說一個人的名字要是和祖國的入世分不開的話，就是劉光溪，山東人。他也沒有忘記母校，來到這里見到老師之后還是格外親切，當時還邀請他給在校的學生做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