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職后去了哪里？
回顧歷史，體制內的人曾三次集中“溢出”。
第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一時期官員下海主要表現為“半下海”，比如有些官員到部門下屬的單位與企業中去當領導，“充實基層力量”。這個時候，從體制內辭職往民企跳槽的，不是主流。
第二次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改革開放步伐加快，大量公務員再度辭官。這一時期官員“下海”多為“停薪留職”，不打破鐵飯碗，一旦“嗆水”，還可回去繼續工作。據人社部的數據顯示，1992年有12萬公務員辭職下海，1000多萬公務員停薪留職。這個時候出現了一批響當當的企業家，比如馮侖、陳東升等等。
第三次是2000年前后，政府機構改革精減人員，不少干部辭職。據新華社報道，從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全國各地（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屬單位）共有10304名科級以上領導干部辭職“下海”。
有媒體總結說，2013年開始，新一輪官員辭職下海新浪潮出現。與上述三次不同，新一輪官員辭職下海盡管未成規模，但亦出現了一些新特點，比如辭職官員職位較高，廳、處級干部多，“下海”后多被私企聘去當高管。
這一特點在今年的辭職官員中就表現明顯。2015年以來，已有9名官員辭職，其中包括3名地方黨政一把手、5名廳級干部。9名官員中，除程希辭職后的去向未知外，有6人到民營企業任高管，1人到民營高校任校長助理。
官員辭職可不可以“說走就走”？
一名在中央部委工作的處級干部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他看來，官員到民企任職，最大的價值在于了解政策、有人脈資源，“企業的許多事情，辭職官員首先‘知道找誰’，其次‘能找到誰’，然后‘能說上話’，最后‘能辦成事’，這是民營企業最需要的”。
所以，有人擔心官員辭職變成另一種明目張膽的權錢交易，有“對權力二次開發”之嫌。還有人提出，官員辭職下海要防止緣于職務的“期權效應”，即事先將自己的權力巧妙地轉換成個人日后“跳槽”的資本。
根據現有的《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立法的意愿很明顯，就是想斬斷權錢交易的任何可能。但什么是“直接相關”？法律缺乏更明確的界定。有媒體表示，從實際的辭職案例來看，對于需求方企業來說，正是看中官員在某個領域深厚的人脈關系，而不少官員辭職后，從事的依然是和原工作業務相關的工作。比如2007年至2014年，廣州共有11位處級以上官員“下海”。其中，出自城建系統的8人中有7人選擇進入房企任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