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條時間分割線的困
把2003年作為正規與違章房的劃分年，村民們想要個依據
4月26日，臨沂的禹古城村，有些房子變成了一堆廢墟，有些房子還沒拆。“一碗水端不平啊！”4月27日上午，記者在臨沂市禹古城村蹲點的第三天，村民陳士才從家里的玻璃茶幾上端起一碗水，故意把碗晃來晃去，水險些灑出來。這個50多歲的莊稼漢，正在用這種方式訴說他所理解的拆遷補償中的“不公平”。
今年，臨沂大力推進棚改，重點是臨沂市北面的村莊，禹古城村就在其中。很多村民盼著上樓，卻又被一些他們似懂非懂的政策所困擾。其中，村民議論最多的是，2003年咋就成為正規房和違章房的分割年。其實，相關部門曾發過公示，為這條分割線提供了法律依據。一些不滿與矛盾，只是一個溝通問題。
文/片 本報記者 鄭雷
以2003年為界，爺倆賠償款差三倍
“爺，當著外人的面咱也別吵吵，我這個房子給這么點補償，我是不愿意拆。同樣是房子，咱兩家差這么多錢！”4月26日下午，兒子低聲沖著陳士才嚷嚷。爺兒倆爭吵的焦點是將要拆遷房子的補償款問題。
在今年臨沂市的棚戶區改造規劃中，位于臨沂市區北部的禹古城村很快就要被拆掉了。這些天，村委會正加緊給村民們做拆遷動員工作。可對于正規房和違章房的界定問題，卻讓村委會大傷腦筋。
這次禹古城村對于拆遷房界定的時間節點是2003年中上旬。在這之前蓋的房屋，屬于正規房，而2003年之后蓋的都屬違章房。正規房一平米補償800元，違章房只補償200元。
陳士才的房子是早年蓋的，可他兒子的房子是2003年之后蓋的。房子都差不多，但兒子的房子補償價只有陳士才的四分之一，這讓兒子極其不滿，經常跟他吵架。最近，陳士才一直勸兒子趕緊拆了房子，早點拿到上樓選房的號，可兒子很抵觸。而記者的到來，像是揭開了一個蓋子，一直強壓的家庭矛盾在4月26日這天爆發了。
禹古城村，曾是夏商時期禹國所在地，如今是臨沂市蘭山區南坊街道的一個普通村落，有3000多口人。在臨沂市近些年的城市規劃中，這里屬于臨沂北城新區二期片區棚戶區改造范圍的一部分。
以禹古城村南面兩公里的南京路為界限，以南是一期片區，如今已經高樓林立，包括市政府在內的眾多單位企業進駐這里；以北是二期片區，這里大部分土地上還是村莊，將是今后幾年的重點改造區域。
陳士才的鄰居王亞男記得，2003年她家的房子剛剛蓋好，村里就開始拿尺子測量面積。六七月的一天，她被村委從工廠打電話叫回來，說上面來人測量房子了。
那天家里來了一男一女兩個人，拿著儀器仔細測量了一圈。當時她聽說有飛機在村子上面航拍。當年的數據記錄，成為今天房屋是否屬于違章房的依據。
一條新修的公路把禹古城村分為南北兩部分。四五年前，人數稍少的南邊開始拆遷，如今陳士才居住的北面也開始拆遷。南邊拆遷，是以2003年作為是否違章房的分界點；北邊村民不理解，為什么時間過去了四五年，還是以2003年為分界點？
十年間，很多村民家都蓋了房。小到十幾平米的廚房，大到給孩子才蓋幾年的婚房。按村里人的說法：男孩子長大了，不蓋新房，怎么娶媳婦？
不明白的事，該去問誰
很多村民們并不知道，在2003年這個時間節點上，臨沂市相關部門曾發過公告。這份征收決定公告，確定了房屋征收的范圍，這之后將不允許房屋新建、擴建和改建。這為2003年作為房屋是否違章的界限，提供了法律依據。
4月29日，記者來到禹古城村村委會，試圖就這些問題再尋找一些答案，但村委干部拒絕了采訪。
直到5月份，記者多次聯系了臨沂市房產與住房保障局、北城新區建設管理委員會、南坊街道，最終才確定了這份公告的存在。
“很想聽聽為什么是以2003年為界限劃定的，還有一些不明白的事，但不知道該問誰。”村民對記者說，居住多年的房子面臨拆掉，這是百姓生活中最大的事，但有關拆遷補償的依據問題，卻沒聽有人解釋過。
當記者提到老百姓的這些問題時，南坊街道拆遷辦公室負責人告訴記者，村民們誰有質疑的話，可以直接來街道辦事處看這份公告。而臨沂市多位負責棚戶區改造的干部也向記者表示，在拆遷問題上，近些年來臨沂市除了遵守國家政策外，自身的規定也相當嚴格，絕對不會亂來。
這份就存放在村民身邊的公告，因為溝通不暢，與村民之間似乎隔了很多道彎兒。
公開資料顯示，2013年，臨沂市全年完成征收(拆遷)總面積957萬平方米，超過年計劃370萬平方米。2014年，臨沂市擬定改造城市棚戶區21000戶，這個數量位居全省前列。
禹古城村在此次拆遷中，除了貨幣補償外，符合標準的村民每人還有回遷房面積補償。一些村民的感受是，如果不拆遷上樓，他們還可以繼續生活下去；如果上樓，至少自家要再貼上幾萬塊錢。如果家里房子被認定為違章房，則需要十幾萬甚至更多。
還有些家庭擔心，家里如果有兩個男孩，現在可以勉強和老人住在一起，如果住了新樓房，這個房子該怎么分？有時候，在最現實的物質問題面前，親情往往會流露出脆弱的一面，而房子，可能就是家庭矛盾的導火索。
村子被拆成一個黑白棋盤
但絕大多數村民依舊盼望著上樓。作為年輕人，陳士才的兒子雖然對自己房子的補償費不滿意，但這并不影響他上樓的渴望和熱情。這些天，雖然依舊存在“撐到最后是不是補償可以多一點”的僥幸心理，但他也逐漸傾向于父親的勸告。
在禹古城村，村民房子拆遷時間的早晚，決定了他們回遷房的選房名次。
如今禹古城村子北面，是個拆了一半的村子，就像是一個黑白色的圍棋棋盤，白色的是依然矗立的房子，黑色的是拆除的房子，房子與廢墟就這樣交錯相間。
去年11月份，王亞男和丈夫終于同意拆掉自家一百平米的正規房和二十多平米的違章房，拿到了一個200多號的回遷選房名次。
王亞男的兒子剛領了結婚證，等著搬進樓房舉辦婚禮。王亞男夫婦和兒子兒媳在外租了一套80平方米的六樓，因為爬不上六樓，王亞男年邁的婆婆住進了村里的老年房。
現在村里老年房也很緊張，只有同意拆遷，老人才能住進去。這也是王亞男家同意拆遷的重要原因。
對于攥在手里的選房號碼，王亞男有點等不及了。王亞男和丈夫商量，既然買不起兩套房，就選個帶閣樓的樓頂，她和丈夫住閣樓，把下面讓給兒子兒媳住，再籌點錢買個一樓車庫，改裝一下，給年邁的婆婆住。
2003年，一個有法律依據的節點，為何成了情感與法律的糾結點？拆遷帶來的是嶄新的日子，而不是家庭矛盾的導火索，相關部門該如何向村民做好解釋？也許只要溝通暢通了，這些問題都不是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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