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濟南時報》一篇報道的標題令人費解：《山東濟南“萬人坑”或成樓盤 日本老兵無處叩拜》。1940年至1945年，侵華日軍在山東濟南現試驗機廠廠區內留下一座“萬人坑”，曾經挖出過大量尸骨。中日建交后陸續有日本老兵來中國祭拜當年被殺戮的遇害者。日前“萬人坑”遺址連同廠區土地將要被開發成商業住宅，開發商覺得紀念碑太礙眼，派人清走了。日本老兵很可能再無機會祭拜“萬人坑”。

　　費解之處是：這些日本人很需要這塊紀念碑，而我們中國人似乎不需要它；所以擔心日本老兵無處叩拜，而不擔心中國人無處祭奠？

　　報道說，在濟南試驗機廠看門人老杜印象中，幾乎每年的清明節都有日本侵華老兵來此下跪、上香、叩拜，一跪就是大半天。他們來中國祭拜，不可能是日本政府派他們來的；他們自己若不想來，中國人也不可能讓他們來。他們為何而來？為誰而來？是否可以這樣回答：他們為他們自己而來，為謝罪、懺悔而來，為求得內心安寧而來，為復蘇的人性而來，被他們內心的需求推動而來。

　　一般而言，作惡者才害怕看到自己的罪證，但是，這些日本人卻年年要來。直面罪證，直面自己的罪惡，才能防止人再次變成野獸；所以他們需要萬人坑遺址。就這樣，1972年9月中日建交來的四十多年里，這個遠在中國的萬人坑遺址，漸漸成了他們自身的一部分，成為他們心靈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開發商因紀念碑太礙眼派人把碑清走”——不愿意看到萬人坑紀念碑倒是中國人。難道中國人不需要祭奠被侵略者殘殺的前輩同胞？在安倍當局試圖為侵略歷史翻案的時候，我們反倒不需要這個歷史的物證了？中國一直是以歷史悠久為自豪的，一直有修史的傳統，講究以史為鑒，但是，為什么在現實中歷史往往得不到尊重呢？如果我們缺乏恰當的歷史態度和歷史理性，我們就沒有能力發現歷史與今天之間的血脈，歷史為今天的生活輸送養分的通道就會被阻隔，歷史就只能存在于過去，塵封于書本、書庫中，只能是死的歷史，不能成為“當代史”，不能對今天的人們有所助益。

　　前些天，看到網上有個帖子，質疑“魯迅為什么從來不罵日本人”，反而跟日本人做朋友。不罵日本人，作為中國人，就是態度、立場有問題，是“政治不正確”。其實，《友邦驚詫論》、《今春的兩種感想》等文章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魯迅對日本侵略者的態度。只是，魯迅寫文章的目的，不是為了表態，而是說明應該珍惜中國青年的生命，不作無謂的犧牲。魯迅要告訴人們的，恰恰是把“抗日”當招牌掛而被日軍所殺的悲劇；但今天仍然有人覺得“表態”比生命——當然是別人的生命——更重要。我們的“表態文化”太發達了，發達到可以抑制其他更高、更重要的價值。

　　我們把很多東西當作“表態”的工具，包括濟南這個萬人坑及紀念碑。不需要表態的時候，這個工具就沒有價值了。沒有內心參與的“表態”，其實是表演，魯迅稱之為“做戲的虛無黨”，是隨時可以變換臉譜、改變立場的。濟南萬人坑及紀念碑也可以拿來做戲的，要演抗日的戲，就把它捧出來；要演“開發”的戲，就把它請(清)走。紀念碑落到要被“清理”的地步，不正好說明它過去被保留下來，僅僅是裝了一個“紀念”的樣子，早已在人們的意識中被“清理”了？這也意味著這段痛史已經沒有刺痛人們的效用了，這是不是在“表態文化”中浸潤得太久，對痛苦的記憶和感覺都麻木了？

　　在中國的濟南以外，沒有人跟這塊紀念碑有直接的關系，似乎移到哪里都不合適。在中國之外，這些日本老兵看重這塊紀念碑；如果把紀念碑贈送給這些日本老兵，他們肯定會妥善保存，以后哪一天我們也覺得紀念碑有價值了，或者想祭奠了，就去日本祭奠好了。但是，估計工廠看門人老杜不愿意把紀念碑送到日本去。他聽說開發商要“清走”紀念碑，就把碑石埋在了地下。但是，一個或幾個老杜，說了能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