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隊并沒有固定的駐扎地點，有時候是在學校，有些時候睡草窩、牛棚，“剛到部隊那會，住的是民房，屋里沒有桌椅床凳，我們就用麥秸打地鋪。整齊的背包排放在一起，大家席地就坐，開始談話。”這次談話成為盛釗走出家門后打動心靈的第一課。
“當時指導員告訴我，從今天開始，我就融入紅色革命陣營，成為革命大家庭的一名小成員。道路是曲折的，過程中也有付出，不僅僅是苦和汗，甚至是鮮血和生命的付出，而眼前最現實的，就是要過好兩大關口，一是行軍跑路，二是學會生活自理。”指導員的這番話11歲的盛釗不見得能夠全部消化，但是卻深深地烙進了他的心里。
盛釗說，那個時候，他們剛剛創建的根據地面積小，用當時的話說“一槍就能打透”且不斷受到敵人的騷擾。部隊常轉移，少則幾十里，多則百十里，平時的飯是小米鋼盔（窩窩頭）蘿卜條，緊急情況下，餓著肚子也要打仗跑路。“我所在的這個班是宣傳隊一區隊三班，共有十多位同志。年齡大、個子高點同志大都全副武裝配有長槍、手榴彈等，年齡小的只配有一至兩枚手榴彈，就是在那樣的境況下，我成為一名真正軍人”盛釗說，“我年齡小，配發的軍裝袖子長出來有半米”，剛開始的時候，頻繁地行軍和打游擊，他有些撐不住，但漸漸地，他習慣了背著兩個手榴彈、一雙布鞋，走到哪里住到哪里的生活。
1941年秋，邊區政府籌建抗日中學，盛釗所在的宣傳隊在指導員的帶領下，集體轉入湖西抗日第二中學。
吃百家飯過年，為教育戰俘與其同吃同住
“那是1941年吧，我們被敵人包圍了，除夕夜里我們走了100多里路，困得不行了就在草窩里睡著了，早上醒來的時候是大年初一，大家就在草窩里過了個年，早上吃的也是從附近村民那里籌來的飯。”盛釗說，有些飯菜是平時用來喂牲口的，但在戰爭年代，這些卻都很奢侈。
由于盛釗所在部隊司令部的宣傳隊，主要從事宣傳，他并沒有拿著真刀真槍與敵人正面交鋒過，惟一一次與戰俘的接觸，讓盛釗至今都難忘。當時那名日本戰俘心理上十分抗拒，不愿意配合，于是盛釗就與其吃住在一起，進行長時間的教育。抗戰勝利后，這名日本戰俘返回了自己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