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好搭檔，互助斂財
為了讓自己的犯罪行為可以更好地掩人耳目，甄兆忠開始盤算給自己找個“搭檔”。合適的人選很快出現了。一次閑聊時，在村委會擔任副主任的苑憲軍（另案處理）向甄兆忠透露，他在村委會干活工資太低，自家經濟條件又比較差，所以準備辭職，外出打工多賺些錢。
“何不拉他一起干呢？”接下來的一段時間，甄兆忠多次請苑憲軍到自己家吃飯，一起抱怨工作清苦收入少。幾次試探后，甄兆忠告訴苑憲軍，他想虛報冒領一些補貼款，有錢了才好為村里多做點事，自己也能賺點辛苦費。這想法讓苑憲軍大為贊賞，兩人一拍即合，共同把黑手伸向補貼款。
在隨后的犯罪過程中，苑憲軍果然成了甄兆忠的得力助手。在鎮上要為村里增加直補面積的時候，苑憲軍會在實際擴大的種植面積之上再虛報一部分面積，然后將多出來的補貼面積數按甄兆忠的要求分攤到一部分村民名下。由于這些村民領取補貼款的“一卡通”都由甄兆忠保管和支配，兩人這樣做順風順水，非常方便。為了更隱蔽地行事，兩人在冒領補貼款的時候還經常變換村民的姓名，可謂機關算盡。
“在分地的第一年，村里各小組長將各戶的實際補貼畝數報到村里，村里制成總表，以后五年就是按照這個表來發放。每年我確定能虛報出多少補貼畝數，然后再提供人名，這些人的‘一卡通’都由我控制和保管，我讓苑憲軍把這些虛報的面積分攤到我提供的人頭下。至于具體怎么分攤、每個人分攤多少，都由苑憲軍來操作。”甄兆忠供述時這樣說。
村民的“一卡通”為什么一直在甄兆忠手里呢？原來，為隱瞞犯罪行為，甄兆忠和苑憲軍通常以“辦理農村醫保”“辦理低保”等作為幌子，利用村民對他們的信任，把村民的身份證收集上來，拿去辦理領取補貼款的“一卡通”。而后，兩人再以手續繁瑣沒能成功辦理為托詞，將身份證還給村民，把“一卡通”扣下，使村民對自己“被領取”了“一卡通”的情況毫無覺察。直到案發時，有些村民還被蒙在鼓里，以為甄憲二人是為村里辦實事的好干部。
“2009年，我開始幫甄兆忠虛報小麥直補面積。2012年至2014年，每年春節的前幾天，甄兆忠都給我送來3萬元現金，他說是辛苦錢。我自己也知道這是虛報騙取的補貼款，因為村里也沒有其他的經濟收入。”苑憲軍到案后，對自己的犯罪行為供認不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