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實而疲憊
當蘇果計劃前往二三線城市的時候，已進而立之年的李唐(化名)正從二三線城市來到北京工作。
他和蘇果有一個同樣的身份：就是來自農村的大學畢業生。不過，他的求學經歷要遠比蘇果坎坷。
李唐來自鄂西南的山區，作為村里僅有的高材生，李唐至今仍清晰記得當年每天徒步走三四個小時山路到外邊鎮上去讀初中、高中的不易。由于家境困難，交通不便，他們村里的小孩絕大多數都放棄了求學，外出打工。李唐說，他是幸運兒，靠爺爺奶奶、父母和姐姐五個人不惜一切代價才把他供出來，最終成為村子里的第一個大學生。
本科畢業后李唐回到當地的一個大型民營公司上班。然而，企業中復雜的人際關系讓他看不到自己工作的意義所在，而這個時候因為家鄉的旅游開發使得家庭經濟條件有了好轉，于是在家人的支持下，他選擇了讀研，來到北京尋找自己的夢想。李唐并不后悔當初的決定：“北京不是特別看重家庭背景，有公平競爭的機會，有一定的發展空間。至少在北京，我不需要去依附誰，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而談到戶口，李唐感到有點受傷：“上大學后，要求把戶口和檔案從農村轉入所在的高校，畢業后我想把戶口再轉回農村，結果發現只能作為城鎮戶口落到當地的鎮居委會。”這種居民戶口其實更多是掛靠的意義，意味著村里面有這個人，但是享受不到分配土地和各項農村補貼。至于土地被征用后的補償金也和這個人沒有關系了。
現在像李唐這樣讀完大學后失去農村戶口的不在少數。按照目前的戶籍管理制度，農村戶口可以遷出但不能遷入，地方上大多采取給予“居民戶口”的方式。
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這一政策被再度明確。公告指出，“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使得農村戶口的含金量進一步提升，但這些李唐已經享受不到了。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創新人口管理，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
顯然，北京位于被“嚴格控制”的“特大城市”之列。由于北京戶籍與住房、消費(如購車)、教育、社會保障等直接掛鉤，對于北京戶口的競爭尤為激烈。“我現在既不可能拿到北京戶口，也享受不到農村的‘地票’，兩邊的福利都享受不到。回，回不去；留，留不下來。”
現在的李唐住在北京一個10平方米的出租房內，工資的三分之一交給了房東，三分之一寄到了家里，余下的錢夠自己吃飯和最低標準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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