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分層新考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李方軍
一些達到中等收入并從事“白領”職業的人(即客觀指標定義的中間階層)并不承認自己是中間階層，認為自己是“被中間”
“邊緣中產”，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春玲接受《財經國家周刊》專訪時，反復強調這個社會學新概念。
李春玲說，“當前我們做中產階級的劃分，實際上是按照四個標準，收入、職業、教育、生活水平。一部分年輕人的教育和職業能達到，但是收入和生活水平并沒有達到。但他們希望能達到，我們把他們稱之為邊緣中產階級。”
社會層級的演化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就社會層面而言，“出身論”與“血統論”被打破，恢復高考讓無數青年有了改變命運的平等機會，教育在相當長時間里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促進了社會的正常流動，為30多年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持續動力和人才支撐。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約15年的時間里，改革的紅利幾乎覆蓋了所有的階層，研究者們得出的結論是：“我國社會正處于一個由高封閉度的身份制社會向較為開放的階層分化的社會轉變過程中，同時，工業化和市場化的推進在我國社會已造就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等級分層社會結構，藍領工人與白領工人之間、白領工人內部中高層白領與低層白領之間在權力、聲望和經濟收入等方面存在著清晰的社會分界線。”
而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一些社會分層的研究者們發現，隨著中國經濟轉軌與社會轉型的步伐明顯加快，社會階層的分化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和轉折。研究者指出，進入1990年代以來，由于資源配置機制的變化，中國城市涌現出一個來源廣泛、構成復雜、影響面廣、數量漸多的貧困人口群體，與此同時許多人在一夜之間迅速暴富。到了1990年代末期，世界銀行、國家統計局和有關學者公布的中國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已經進一步提高到0.35-0.48，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0.4的警戒線。
李春玲在《我國社會分層研究三十年》一文中，將1990年代后期看作一個重要的社會分層節點。在《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新趨勢》一文中，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指出：“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結構一個最突出的變化，就是資源集聚背景下兩級社會的形成。”
中產階層爭論
從21世紀初開始，圍繞社會分層的爭論開始增多，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爭論不僅沒有消失，反而由社會學范疇內的學術爭論變成全社會范圍的大討論，而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中國是否有中產階層上。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組建的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經過3年的調查研究之后，于2002年初發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報告》。報告表示，經過經濟改革以來20多年的社會經濟分化，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一個正趨于穩定化的階層結構，社會成員分化為十個階層。同時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導致產業結構和職業結構升級，相應地白領職業迅速擴張而藍領職業逐步減少，從而向人們提供了越來越多的上升流動機會，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社會中間層日益發展壯大，而社會頂層和底層都將縮小，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趨勢是由“金字塔形”轉變為“橄欖形”，即以中產階層或中間階層為主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
這個報告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社會學界第一次對階層關系的變動和新階層的形成作系統性的表述，是研究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參考，但在當時也引起了很大爭議。
與之觀點截然相反的是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2003年，在孫立平出版的《斷裂——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一書中，孫立平提出“斷裂社會”的理論：“整個社會分裂為相互隔絕、差異鮮明的兩個部分——上層社會和底層社會，經濟財富以及其他各類資源越來越多地積聚于上層社會或少數精英分子手中，而弱勢群體所能分享到的利益則越來越少，他們與社會上層精英分子的社會經濟差距越拉越大，從而形成與上層社會相隔絕的底層社會。”
2006年，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強利用“國際標準職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ISEI)對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進行抽樣分析，結果反映的社會結構是迥異于一般金字塔結構的“倒丁字形”。李強認為：“從歷史上看，從1982年人口普查到2000年人口普查，在跨度約20年的時間里，中間階層里的兩個典型群體，管理者和專業技術人員比例變化很小，所以，也很難指望這兩個群體會在短時期里有較大增長。”
面對爭論，中國社會科學院陸學藝課題組的研究數據顯示，1999年中產階層大致占15%，2008年是22%至23%，大致是每年增加1%。
2010年，陸學藝帶領課題組完成《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研究認為，現實發展中的若干重要指標表明，當前中國的經濟結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而社會結構仍然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根據測算目前中國社會結構落后于經濟結構大約15年，這是產生當前諸多社會矛盾問題的重要原因。
陸學藝關于中產階層的數據再一次引發爭議，并從學術界擴散到社會范圍內。李強認為22%至23%這一數據過高，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曉虹認為中產階級大致占11.9%的比例。
作為陸學藝課題組的主要成員，李春玲認為，由于按照不同標準的劃分，導致得出的數據不同。在當時引發廣泛爭議之后，李春玲通過調查發現，一些達到中等收入并從事“白領”職業的人(即客觀指標定義的中間階層)并不承認自己是中間階層，反而認為自己是“被中間”。李春玲說：“陸學藝先生當時是按照職業為基礎來劃分，他把白領劃為中產階層，認為‘蟻族’是中產階層后備軍，但我們現在看到的蟻族生活非常的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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